一支懂经营、善管理的乡村职业经理人队伍，正在给万千村庄带来新气象。他们还有个响亮的称呼——“乡村CEO”。

　　2024年8月，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培养计划”）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业大学、腾讯公司联合发起，在山东省、湖南省、陕西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进行试点，2025年下半年正式进入全国规范化实施新阶段。

　　“培养计划由专门机构、企业、大学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探索推进乡村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改革创新。”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李仕宝说，计划到2027年，在全国培养1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并构建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体系，推动人才培养在全国大范围、规范化开展。

　　为何培养

　　拓宽思路、盘活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听秦腔、住村房，体验淳朴的乡村生活。”短视频里，陕西省西安市太平镇程家村党支部书记张保权介绍村里的风土人情。

　　程家村是位于关中平原的一座普通村庄。2025年初，张保权参加陕西省举办的培养计划第一期乡村职业经理人试点培训班，进行了系统学习，还前往省内外多地进行现场观摩。

　　“我们村毗邻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区位优势明显。作为村干部，要努力当好村庄的资源整合者、产业规划者和市场开拓者，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培训，张保权有了发展新思路。

　　培训回来后，张保权带着村两委干部重新梳理村庄资源，引入第三方公司和村民合作经营，将闲置农房改造成15个特色民宿小院，引入午后茶叙、公益课堂等创客项目，探索发展康养民宿等业态。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节约集约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分类保障乡村发展用地。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数据显示，到2023年底，我国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98万个，成员数量9.3亿人，资产达到9.6万亿元。“与发展需求相比，一些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偏窄、形式比较单一，依法依规经营好这些资产，通过产业化运营促进其保值增值的空间依然很大。”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说。

　　在陕西，根据部分训前已从事乡村职业经理人工作的学员数据测算，培训后平均带动村集体年增收超15%，模式成效初步显现。“大家对未来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张保权介绍，程家村前期入驻的几名创客，有望给村子带来持续收益，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

　　截至目前，培养计划已培养近2000名学员。他们运用市场化思维运营集体资产、产业化路径整合乡村资源，打造特色农产品和融合发展业态，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如何育才

　　优中选优、因地制宜，破解能力“水土不服”问题

　　不同于其他领域的职业经理人，乡村职业经理人扎根乡土，具有特定的工作场域。业内人士表示，筛选好、培养好这样的人才并非易事。

　　浙江是较早起步的地区之一。2019年，杭州市余杭区率先尝试聘用乡村CEO；2023年，浙江启动“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2025年的培训名额为300人，招生简章发布后，报名人数达5573人。

　　“我们在培训对象的选择上，坚持优中选优，严把入口关。”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中心负责人介绍，从2025年录取情况看，学员平均年龄约37岁，近六成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学员身份既有入乡青年，也有在职经理人和村干部，有利于在培训交流中优势互补。

　　乡村CEO的能力如何培养？“基层干部缺市场思维，返乡人才缺乡土经验，专业人才缺资源整合能力。”重庆三峡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恩广认为，经营管理人才的短缺成为乡村创新性发展的瓶颈。

　　依托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全国已构建起“国家—省—村”三级贯通的人才培养组织体系。围绕乡村职业经理人，全国已有1个培训中心、10个培训分中心和76个实践村庄，以及200多人的师资队伍，形成了通用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资源。

　　从理论课程到“项目制”“导师制”，再到田野调研、复盘路演……各地因地制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乡村CEO培训课程。“在陕西礼泉县袁家村现场观摩时，我们跟村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对于如何将传统技艺、民俗活动转化为有吸引力的文旅消费场景，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些地方全村共建共享的机制设计，对我们发展村集体经济很有借鉴意义。”张保权说。

　　怎么用才

　　搭建平台、优化激励，推动人才与乡村双向奔赴

　　2025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17个新职业，这是国家首次从新职业层面对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进行认定。早在新职业发布之前，全国已有多地针对乡村集体经济运营人才开展公开选聘。

　　为推动美丽乡村片区化建设，湖南长沙市近年频频发出乡村CEO“招贤令”。“我们不唯学历、不唯年龄，重点考察候选人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认知、分析与策划能力。”长沙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处处长谢文介绍，选拔采用“实地调研+双向面谈交流”模式，乡镇党委书记、村党组织书记全程参与评审，一些片区还引入竞争性路演。

　　在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蓝塘寺村，废弃轮窑厂、旧水塔、闲置农房等已变身热门景点。

　　翻开与村集体签订的劳动合同，蓝塘寺村乡村CEO杨海亮介绍，他主要负责资源整合、项目策划、经营合作等市场运营事项，不涉及村务管理。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他成立了镇村农文旅工作专班，组建了村集体持股51％、运营团队持股49％的文旅公司，引入康养民宿等经营主体与商业业态。

　　“市区两级有政策、镇级有支撑、村级有保障，权责边界明确，绩效工资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强挂钩，为我们营造了干事创业的好环境。”杨海亮说。在蓝塘寺村，经过一年的市场化运营，社会资本投入达2000多万元，创造就业岗位80余个，培育微业态主体50余个，吸引返乡创业青年10余人。

　　乡村运营效果还受到资源禀赋、市场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如何更好地推动人才与乡村双向奔赴？

　　“政府积极搭建资源对接平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乡村CEO施展才干创造外部条件。”谢文说。2025年，当地组织乡村CEO参加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等重点活动，部分建设项目、现场教学点、短剧拍摄等资源向配备乡村CEO的区域倾斜。

　　为了突破人才成长瓶颈，浙江持续优化激励机制，将乡村CEO纳入乡村人才矩阵，支持其申报“浙农英才”、参评农业技术职称等，并建立了长效评价体系。

　　2025年10月，培养计划专家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柄生表示，委员会将参与制定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养质量标准、培训师资标准以及实践村入选标准与管理制度规范等，促进各方面资源对接，为培养“懂乡村产业管理和经营服务的人”提供全方位专业支撑。

　　作者：本报记者  郁静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