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于夏王朝的区域政治中心、有规模比已知早商最大型的还要大近四倍的墓葬、有墓主头顶黄渤海地区的虾夷扇贝……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成功入选。这座深藏在太行山西麓的古老聚落，就此走进全国视野，不仅填补了区域考古空白，更刷新了学界对夏代墓葬等级和文明格局的固有认知。

　　考古前置：

　　高楼边挖出夏代墓葬

　　昔阳钟村遗址东依太行山支脉蒙山，西邻松溪河，坐落于太行山西麓的丘陵台地之上，周边高楼林立。很难想象，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之下，竟沉睡着完整的夏商时期墓葬群。

　　▲钟村遗址墓地地形图，黄色为勘探区域，红色为现存墓葬分布区3万平方米

　　4月30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内，昔阳钟村遗址现场负责人曹俊，回忆起两年前的发掘场景，依旧历历在目。2024年，为配合昔阳县当地土地收储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对钟村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我们团队不算大，总共也就20人左右，有三四名专业技术人员、两三名统筹协调人员，再加上十多位本地民工和当地文物部门的支持人员。”曹俊笑着说，就是这样一支精干队伍，最终清理出18座墓葬，其中6座是夏商之际的高等级贵族墓，12座则是战国时期的小型墓葬。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昔阳钟村遗址项目负责人范文谦表示：“钟村遗址是我省落实‘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政策的重要成果，实现由基本建设考古向主动性发掘的华丽转身，是全国基本建设考古的典型案例。”

　　▲考古人员工作中

　　填补空白：

　　独立于夏的区域政治中心

　　在以往的考古研究中，对夏商文明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北部的冀南、豫西有下七垣文化遗址，南部的晋南、豫西则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带。而在太行山西麓，虽然也有太原狄村、东太堡为代表的东太堡文化遗迹，但像钟村遗址这样大规模、高等级的墓葬，却从未被发现过。这片区域的夏商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态，一直是个模糊不清的谜团。

　　考古团队在墓地西北一公里的颐民公园内，发现了东关遗址，这里曾采集到夏商时期的陶片，是距离墓地最近的同时期遗址。然而，经过勘探与试掘，仅发现零星汉代墓葬，未找到完好的夏商文化层。考古专家推测，这可能是受1969年松溪河改道取土的影响，原始地层堆积几乎不复存在。松溪河改道前，东关遗址位于河东岸，如今则处于河西，与墓葬区隔河相望。

　　▲民安遗址出土陶器

　　随后，考古团队对钟村遗址所在的松溪河流域展开全面调查，共发现十余处夏商时期遗址，初步摸清了昔阳地区夏商时期的聚落分布情况。在保存较好的寨上、民安、静阳等遗址，清理出6座夏商时期灰坑，出土了陶片、铜刀、石斧等遗物，还发现了锡青铜块、炼渣和炉壁，这说明昔阳境内的铜铁共生矿，在夏商时期就可能已得到开采利用。

　　经过碳十四测年，钟村遗址的绝对年代被锁定在公元前1880年至1450年，正好是夏商交替之际，主要集中在夏代晚期。“钟村遗址是一处独立于夏王朝的区域政治中心，也是东太堡文化的核心区域。”范文谦表示，“它打开了夏商文明研究的新格局，让我们对夏商时期的古代中国，有了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松溪河流域夏商遗存分布情况

　　规模超常：

　　46平方米改写考古认知

　　在钟村遗址发现的6座夏商之际墓葬中，M10号墓最让学界震惊。这座墓葬总面积达46.2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早商最大墓葬——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面积的近四倍，是目前已知夏代单体规模最大的墓葬，堪称夏代贵族的“地下顶级居所”。而以往发现的夏代贵族墓葬，面积大多不超过3平方米。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用“开天窗”一词来形容钟村遗址的考古价值，“以往我们对夏时期贵族墓地最高等级的认知有限，钟村46.2平方米的大墓让我们意识到，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王朝，可能还有规模更大的墓葬未被发现。”

　　▲M10棺椁结构为一石椁一木椁三木棺

　　这座大墓设置十分讲究，墓室西南角、东北角有台阶步道通向墓室，北壁还有一个壁龛，四周修筑熟土二层台，留存有墓祭留下的火烧黑痕。墓葬采用石椁套木椁的双重结构，椁内有棺木和专用器物箱，布局严谨，等级分明。墓内安葬三人，中间是一位56岁以上的男性贵族，两侧各有一位年轻女性。

　　另外4座中型贵族墓，均采用一椁一棺的结构，墓葬等级通过棺椁重、墓室面积和随葬品数量来区分。所有贵族墓都设有器物箱，里面的器物组合基本一致，其中小罐集中放置一处，大罐与酒器集中放置另一处，显示出明确的摆放规则。

　　▲钟村遗址出土扇贝，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夏时期的中国”展览中展出

　　“在发现的5座男女同棺合葬墓中，大部分男性墓主全身都涂着朱砂，头顶还放着扇贝，而女性则位于右侧，身上只有少量朱砂。”陈小三补充道，“由此推断，钟村遗址的古人可能以右为尊，并且通过扇贝、朱砂这些物品，来体现当时贵族的等级秩序。”

　　多元一体：

　　科技赋能解密文化交流

　　现在的考古工作，早已不是“挖宝”那么简单。在科技的助力下，文物背后的秘密正被逐一解析。在此次钟村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山西大学等多所科研院校，开展了一系列科技分析与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通过DNA分子生物学研究，考古专家明确钟村墓地是一个父系家族墓地，M9和M10号墓的男性墓主之间有明确的父子亲缘关系。借助铅、锶同位素检测，他们发现墓中绿松石来自陕西洛南辣子崖矿区，和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为同一矿源。而漆器的木材和髹漆工艺，也指向二里头文化输入的可能。

　　▲体质人类学鉴定

　　更令人意外的是，通过硫同位素分析，墓中朱砂极大概率来自湘黔汞矿带的万山地区；而墓主头顶的扇贝，经种属鉴定是黄渤海地区的虾夷扇贝。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物品，齐聚太行山下，背后藏着夏时期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密码。

　　“以钟村这样的区域政治中心，应该没有力量支撑这样远距离的贸易。”陈小三推测，“这些珍贵资源，应该是先汇聚到二里头王朝，再通过分配或贸易传到这里的，这也体现了二里头王朝的资源管控能力。”

　　与此同时，钟村遗址未发现玉器和铜器，从另一角度证明“管控”存在。龙山时代，黄土高原有石峁、陶寺、周家庄等玉器丰富的大型聚落，但进入夏王朝，这些中心衰落。钟村贵族只能通过二里头王朝辗转获得绿松石、漆器等奢侈品，无法直接拥有铜礼器和玉器。范文谦总结道：“这显示出夏王朝对外的强力影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钟村遗址出土漆器

　　目前，钟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暂告一段落。“今后的工作重心将放在考古资料的整理上，及时向社会公布研究成果。”据曹俊透露，“考古团队还会在合适的时机，继续寻找钟村古人的居住遗址，开展更细致的区域考古调查。”

　　如今，当地已确立长期保护规划，未来计划在钟村遗址原址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推动其从“考古现场”转型为“文明标识”，让更多人得以走进夏代文明，读懂太行山下的千年故事。‌

　　(记者 张晨阳)

　　转自｜山西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