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老子》（局部）。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墓葬出土简牍的内容通常与墓主的身份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潮流与民俗。通过考察身份明确的墓主所随葬简牍（包括帛书）的组合特点，可以使后人了解“书与人”的对应关系。有时通过归纳墓葬中帛书的组合规律，亦可对墓主身份不明者做出一些推测判断。

　　这样的例子很多。墓主可能是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比如湖北荆门郭店楚简，楚简的内容多为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计有儒家典籍13篇和道家典籍5篇。这些典籍与汉代以后流传者不尽相同，对研究战国中后期学术史有重大价值。墓中随葬有鸠杖，墓主年龄当在70岁以上；或漆耳杯上有“东宫”字样，墓主或与太子有来往，推测其曾任楚太子师傅。至于此师傅是陈良、屈原、环渊还是慎到，至今未能定论。但墓中随葬诸多书籍，墓主无疑是有地位的知识分子。

　　墓主可能是司法从业人员。以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例。墓葬年代属战国末至秦始皇间，所出简牍以秦始皇时期者居多，内容凡十种，其中大部分是法律文书。据《编年记》所见，墓主名“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秦始皇期间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鄢狱史等。所从事的工作皆与司法有关，故随葬法律文书乃情理中事。

　　墓主是喜欢养生的贵族阶层。以马王堆汉墓帛书简牍为例，一、二、三号三座相连的墓葬年代为汉初高祖至惠帝间，出土文献以帛书为主，亦有简牍，内容十分丰富。考古报告将二、三号墓出土帛书分为六大类：六艺类、诸子类、术数类、兵书类、方技类和其他类。简牍见医书《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杂禁方》及记载随葬物品的遣册木楬等。相关研究认为此三座墓是家族墓地。此乃贵族墓地的典型，随葬物品及典籍之多不是一般墓地所能比，典籍中老庄、术数及医疗养生的内容占有较大比例。

　　出土简牍的组合特点往往能反映墓主的身份、职能乃至当时的社会潮流。据郭店楚墓所见，地位较高的知识分子或官员、王侯墓葬出土大量典籍绝非偶然。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墓出土的数十车竹简，经束皙等整理，计有《纪年》《易经》《图诗》《大历》《生封》《缴书》等75篇，俗称“汲冢书”，墓主或为战国时期的魏襄王。

　　河北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年代在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左右，也随葬了许多典籍，计有《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六韬》《文子》等，但受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影响，大多数属儒家，唯《文子》与道家相关，亦为时代潮流所致。

　　连云港尹湾六号汉墓年代为西汉成帝时，墓主姓师，名饶。据名谒所见，师饶的职位称功曹史、功曹、卒史、主吏，其间并没有秩级地位上的差别，只是称谓的角度不同，实质皆指功曹的主管。功曹是郡守的属吏，不仅掌握职官选举，甚至也执掌包括上计、武备、钱谷、赋税等大权，地位非常重要。内容以简牍文书为主，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元延元年历谱》等；也含典籍，有《神龟占》《六甲占雨》《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赋》等。《集簿》是东海郡向朝廷的年度汇总报告，包括各项指标数据，而《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是制作《集簿》涉及人事部分的基础，是功曹的职责所在，故附录在列。按道理《集簿》中涉及耕地面积、钱谷出入、户口数据等方面也应该有类似的基础统计，而今未见，很可能这些工作不在功曹的职责范围，而是由其他功能部门做过了。

　　秦汉墓葬所见，大小官吏乃至王公贵族之简牍组合多见《日书》之类，乃为随从民俗，关心自身命运所致。占测的重点多与职责身份有关，例如执掌司法的小吏关心盗贼出入及出行安全，而王公贵族则会采用更复杂的方法占测家族盛衰与自身命运的走向。

　　清华大学藏战国简所见典籍达70余篇，与汲冢书不相上下，有学者推定其亦出土于王侯墓，不无道理。其他如出土安徽大学藏战国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墓葬，墓主地位应当都比较高。这些墓葬中随葬规模大、品种繁杂的典籍，且多为儒、道、墨、法、阴阳、杂家并举，当与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直接相关。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作者：李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