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3日，上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主导的一项为烈士寻找亲人的课题研究正在进行。

　　记者：现在在这个地方大概搜集和存储了多少数据样本？

　　文少卿：我们的烈士样本数据一共有1200例左右，都是DNA的数据，是匹配的亲属的。真正来寻亲的其实比较少，大概只有20多个个体。因为这个年代过去的都是七十年以上了，所以这些寻亲的家属是没有见过自己的祖辈的。

　　记者：也没有照片、影像？

　　文少卿：有照片的极少。所以我们在寻亲的过程中，从简单的DNA寻亲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使无名烈士变有名。

　　3个月前，位于山西吕梁的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内，立起一块崭新的墓碑，墓碑上的姓名从编号变成了“崔海治烈士”。

　　故事，始于一场寻亲之旅。2019年，家住内蒙古的崔玉岐遵照奶奶和父亲的遗愿，到山西吕梁寻找其三叔崔海治烈士的墓。根据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的信件记录，崔玉岐的三叔崔海治于1947年1月在汾孝战役中身负重伤，在医院救治无果，牺牲时年仅23岁。

　　但由于年代久远，崔玉岐来到吕梁时，墓地已难寻踪迹。通过查阅史料、走访村民，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现方山县南村一块占地面积约3—4亩的坪垣上，埋葬着原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

　　为了让烈士魂有所归，2023年初，当地政府邀请文少卿课题组对该烈士墓地进行发掘研究和分子考古鉴定，希望找到崔海治烈士的遗骨，并将南村烈士遗骸妥善搬迁、安葬。

　　文少卿：他们的诉求是收殓、迁葬，还有做DNA的鉴定。从我内心来说，我除了这几件事情，我还想通过科技手段去讲烈士本人的故事，我希望烈士能够主动地通过数据来给我讲革命故事。所以我就由一个单一的DNA寻亲，变成了一次综合研究，这件事情是推动我很强的动力，我想知道吕梁精神是什么。

　　这并不是文少卿第一次用科技考古的方法为烈士寻亲。从2015年至2018年，文少卿与田野考古学者合作，共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这些经验也成为他此次受邀发掘吕梁烈士墓地的契机。

　　2023年3月，文少卿带领的由5名青年教师和11名学生组成的考古队抵达吕梁市方山县南村，开始对烈士墓地进行现场发掘。队员的研究方向跨越分子考古、人骨考古、同位素考古、历史人类学、古环境DNA、病理影像学等不同专业领域。

　　记者：你还记得挖掘第一具烈士遗骸时候的场景吗？

　　文少卿：我这里说个对比吧，就是我们在上海这个地方，良渚，史前时期，几千年前的。我们经常一开墓以后，至少有一个棺木，棺木里面有的等级很高，可以看到很精美的玉器甚至陪葬品。但我们在发掘第一个烈士墓的时候，我们打开，里面只有两侧有一个担架的木头，其他的都烂掉了，他的身上没有任何遗物，只有扣子。

　　记者：没有棺椁吗？

　　文少卿：没有，可能草席这样就下葬了，可能最多的就是比如一个陶瓷碗，一些衣扣、皮带，包括帽檐。他们的遗物包括子弹，可能是自己体内的子弹，因为没有遗物，所以这也就变成了他遗物的一部分了。

　　经过8天的作业，49具烈士遗骨重见天日，一同出土的还有包括铜纽扣、子弹、步枪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等在内的90余件器物。根据考古科研惯例，文少卿团队将烈士遗骸从M1至M49进行了编号，除了一枚刻有王志荣字样的印章，他们到底是谁，生前经历了什么，都无从得知。

　　文少卿：我发现同学们在清理的时候，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哭，我问他们为什么哭？有一个同学说，老师你看这个烈士的骨骺线都没愈合，才16岁不到，说着说着就开始流泪了。另外一个同学跟我说，你看这五个个体都截肢了。他说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个截肢的个体的平面后面，为什么每个都有一个小骨碴呢？就是一个小骨头的小台状的东西，我看到那里我也哭了，因为你可以想象他们是用非常简陋的东西在锯，锯到最后，因为这是肉，他看不见里面的情况，所以锯到后面这样一下就掰断了。

　　21岁的蒋紫溪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20级本科生，也是团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她深度参与了49名烈士面貌复原工作，是整个发掘队里，跟每个头骨离得最近、看得最细、待得最久的人。根据49具遗骸的体质鉴定，南村烈士墓地出土遗骸均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仅20.5岁。

　　记者：那也就是基本上和学生的年龄差不多。

　　蒋紫溪：比我们可能还小一些，最小的年龄只有14岁。

　　记者：有哪一些冲击你的细节？

　　蒋紫溪：比如说他们的很多砍伤伤痕，这些病理特征是比较冲击。

　　记者：就在遗骸上还能发现那么明显吗？

　　蒋紫溪：对，非常非常明显，比如说一些截肢，或者弹孔，甚至有一些子弹遗留在体内，还没有取出来。特别是有一些弹孔是直面迎击子弹的，这个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就感觉很难想象，他们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信念去做这些，迎接这些战争。

　　通过法医病理鉴定，文少卿团队在遗骸中发现了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以及治疗这些创伤的痕迹，出土的多个个体的骨骼上都有弹孔，有的甚至身中数弹，多个个体下肢骨上发现了严重的感染。49具烈士遗骸无声讲述的战争场景震撼着课题组每一个师生。

　　记者：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下去触摸历史的遗迹，当时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

　　文少卿：对我们的内心是一种洗涤和震撼。当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这些烈士作为小人物，他可以选择。看到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的时候，他其实可以选择退缩，但是他还是挺身而出。炸弹爆炸以后，铁屑就镶在他们的肋骨里面，镶在他们的足骨里面，镶在他们的股骨里面，也没有取出来。所以可以想象他们是彻夜地哀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在挺身而出，而且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20.5岁，意味着他们可能刚培训完，就拿起枪上了战场。这种细节我觉得是最震撼的。所以我们说小人物大英雄，大英雄往往都是一些小人物。因为历史事件不仅仅是靠王侯将相推动的，更多的是靠每一个小人物汇聚成的大力量推动。

　　2023年清明节前夕，南村49具烈士遗骸被迁葬到吕梁市兴县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

　　文少卿：当时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在送别的时候，其实包括当时的那些老乡。因为方山村这些村民，很多时候他们的祖辈都是给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抬担架、送饭的，他们有比较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舍不得。那些村民在哭，我们的学生也是万般不舍。

　　带着做DNA提取用的样本和在当地工作时提取的所有遗骸数据，文少卿回到了学校，继续对南村烈士进行DNA数据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复原、面貌复原等方面的研究。

　　记者：当数据都提取完之后，还需要什么样的实验环节？

　　文少卿：如果说我们从遗骸上面取了一颗牙，我们把这颗牙最后要变成粉末，从粉末再变成DNA，在这个环节都需要做实验。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空间里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需要专业的万级洁净的实验室去做这些工作。

　　文少卿：虽然只有几十年，但是这些DNA已经降解成很短的片段了。所以我们人的DNA，比如说你抚摸了一下，就是几十个脱落细胞就在上面。

　　记者：这个会影响到实验的数据。

　　文少卿：对，因为做出来就是你的数据。每一个烈士，每一个样本，我们都会测124万个位点，这样就可以满足复杂亲缘关系的鉴定。现在传统的法医遗传标记大概在60个以下的水平，我们要测124万个。

　　记者：这个差别太大了。

　　文少卿：对，因为只有测这么多个位点，我们才能满足包括我说的DNA复原，包括复杂亲缘关系的寻亲诉求。

　　依靠高通量测序技术，文少卿团队建立了南村烈士DNA数据库，并通过最前沿的三维扫描、计算机及古DNA技术，他们首次尝试对烈士面貌进行复原。

　　文少卿：我觉得恢复他的面容，可能是对他的基本尊重之一。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去看一个烈士，看一个墓碑，如果这个墓碑上有名字，有他的照片，这多好。

　　由于49名南村烈士中有6名存在下颌骨或头骨破损情况，文少卿团队只能对其中43名烈士的容貌进行复原。穿过漫长的岁月，这些烈士的面容以数字化的形式重现在世人面前。2020级本科生张宇轩参与了整个复原过程。

　　张宇轩：我们给他们放一个统一的环境光。我给文件夹起名叫照相馆，就希望给他们每个人都复原出一个肖像。

　　记者：看着都比较接近，但是还都是有一些个性特征的。

　　张宇轩：对，这是一定的，毕竟我们也不可能给他做太大的差异，主要还是还原烈士的脸型，和他整体五官的位置。

　　除了照片，每位烈士还有一个生理和病理档案。经过碳氮同位素分析，根据骸骨的碳、氮值变化，团队为烈士们还原了个体生活史。

　　记者：为什么要做这么全呢？

　　文少卿：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档案。我们想复原他们的个体生活史，也就是说他这一生吃了什么，得了什么疾病。看见有退行性疾病，这个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老人才会有退行性的疾病。

　　记者：但是这都是很多年轻人。

　　文少卿：十几岁，16岁、18岁就有。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

　　文少卿：意味着第一，他们的营养状况很差，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劳动强度非常大，所以叫做未老先衰，才会有退行性疾病。这个我们在古代的墓地里面都没看到的，所以说真的很崇敬。

　　文少卿：对。这里面因为有一些是连级以上的干部，有一些是普通的士兵，他们的肋骨基本上是一样的，肋骨反映的是近三年最后的摄入，营养的摄入，基本上是一样的说明什么？官兵平等。大家都一样，一个锅里吃饭，没有特殊的。所以这些数据我们通过科技考古手段，你不仅仅看到人骨，把这些测试都做完，形成一个个的档案之后，就可以反映更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复原场景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2023年7月9日。经过DNA比对，课题组确认方山县烈士墓地M19个体就是崔玉岐的三叔崔海治烈士。

　　文少卿：我们一共检测了140多万个遗传位点，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就能够鉴定复杂的叔叔跟侄子之间的亲缘关系。我们最后在Y染色体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些在人群里面非常少见的突变，所以最终我们确定他就是他的三叔。

　　在南山烈士的档案里，编号M19终于有了名字，崔玉岐也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记者：他得到这个消息后的反应呢？

　　文少卿：他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非常高兴，我当时告诉他找到了，我说M19这个编号就是你的三叔，他在那边几分钟没有回话。

　　记者：当时电话里是吗？

　　文少卿：对，几分钟没有回我的话，应该是在流泪。他就跟我讲，他要回去把墓碑换了，换成崔海治烈士。

　　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崔玉岐和三叔崔海治终于迎来了“团圆”。

　　拜祭过三叔后，崔玉岐给文少卿发了一首他自己写的诗：手持鲜花敬先烈，三鞠躬后化纸钱，一一看候众先烈，整齐埋在山怀抱，面朝河水流万年。

　　2023年9月28日，“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开幕。展览期间，文少卿收到了不少观众的留言。

　　文少卿：我们看见有很多不会写字的小朋友的留言，也看见了复旦的学生，特别是一些山西或者是吕梁籍学生他们的留言，说为这种吕梁精神感到震撼，感到自豪。我们也看到一些留学生的留言，就说对中国军人，包括为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他们觉得是非常钦佩的。

　　文少卿将寻亲行动命名为“点亮方案”，49名南山烈士中，崔海治烈士的复原照片已经被“点亮”。文少卿团队2020年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国家英烈DNA数据库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的1期建设。他在等待有更多寻亲的烈士亲属前来联系，通过口腔拭子采集DNA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动态比对，帮助更多的烈士“回家”。

　　文少卿：我看到特别多的志愿军寻亲的诉求。特别是有一个人写到说他的爷爷当时上了战场，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他说他的奶奶一辈子都在拿着照片。因为他可能是一个男士，他就在想如果他有一天需要上战场的时候，他说我也会像我爷爷一样。我特别感动。

　　记者：这么烦琐和复杂的工作，也可能到最后其实名字还是找不到。寻亲可能还是没有家属能看到他们。

　　文少卿：有用没用，有没有意义，其实到未来的某一天，它终有大的价值。我们现在在做烈士的，下一步我们就想做劳工的，包括南京大屠杀的这些平民墓地。因为除了烈士之外，他们也很重要，他们非常具体的死因是什么，这都是铁证，这些骨头都是可以用国际通用语言，去引起全世界人民共情的。

　　记者：你希望通过“点亮方案”这种形式化的表现来传递什么？

　　文少卿：它是一个呼唤和吸引年轻人认识、缅怀、纪念这段历史过程的一个方案，我们要铭记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山西新闻网、湖南广播电视台《首秀》栏目协助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