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32岁程序员加班猝死案，将于7月8日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开庭，家属起诉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及侵权责任纠纷。2025年11月29日，高某周末在家加班突发不适，送医抢救不治身亡。

高某父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某曾表示自己工作很累，周末想多睡会儿。 高某妻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丈夫2019年入职视源股份（CVTE）的全资子公司广州视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软件开发，后升任部门经理。2024年调到新部门后，工作时长和强度激增，因人手不足，高某需同时负责多岗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

 她表示起诉高某生前所在公司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认为他的死与公司工作安排不合理有关，高某长期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缺少合理的休息时间，因此向其公司索赔10万元精神损失费。家属称，2025年12月5日双方已签署协议，公司及工会共同支付45万元给家属作为“人道主义支持”，不过，高某妻子已另案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 

二是家属认为该公司未妥善保管高某遗物，造成遗物缺失及损坏。高某妻子称，高某生前使用的办公用品、个人生活用品等遗失，“说可能丢了，可以给我买新的，我就挺生气的。这是遗物，我要的是他用过的东西，丢一件少一件，这非常不尊重人。” 就丢失遗物等事宜，记者致电高某原上级领导，对方表示采访需联系公司。随后，@中国新闻周刊 多次致电该公司，电话均无人接听。 

广州市黄埔区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书》显示，考虑高某的工作时间，工位岗位等因素，综合多方证据，高某死亡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予以视同为工伤”。按照国家标准核算，工亡待遇116万余元。 其中“视同为工伤”，高某家属代理律师吴代月对@中国新闻周刊 解释，这意味着损害本身难以证明系工作直接造成，但出于公平、公益、保护劳动者权益目的，将此情形参照工伤处理。而“认定工伤”则需明确个体伤害与工作存在直接、必然因果关系。 

吴代月指出，如今居家办公、远程办公、隐形加班的情况普遍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的认定，并不局限于办公场所以及劳动合同、公司规章制度中约定的工作时间，而是结合劳动者的实际工作状态进行认定，这也是本案高某能认定为视同工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