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的这一周，教培机构又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的学生，先行抢跑，开始学四六级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编程等课程，有的机构则仅提供“大学认知”类的讲解。

　　去年，我就关注了这种被称作“高中大学衔接”的培训，报道发出后，有人评论“卷到一个新高度”“一生抢跑的学生”“大学高中化”，还有人建议高考后的学生“跟最好的朋友进行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大人的旅行”。

　　旁观者的取向很明确：这些刚刚经历了人生中重要考试的学生，理应从紧张的考试状态松弛下来，享受难得的假期，探索“独立”。但现实是，身处其中的学生和家长始终焦虑地想为未来的“出路”做准备，可能是“保研”“考研”或者“考编”。

　　采访时，我实地调研了许多培训机构，墙上大写着“上岸”标语，推销的话术充斥着“再不准备就晚了”。我已经30岁了，学的是“过去几年最不被看好”的新闻专业，在和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深度交流时，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抓紧点，再去学一门计算机语言，才不会被这个人人都能“Vibe Coding（氛围编程，指用人工智能辅助编程）”的时代丢下。

　　同我一起采访的实习生正读大四，在保研边缘，她有点惊讶，自己过去未曾听闻这样的培训。更何况是刚刚高考完的学生——很多人在高考后第一次直观地感知到“信息差”，他们从学长学姐那里打听到“考证”“拿奖学金”“保研”……却不知哪条路通向这些光鲜的标签。

　　采访中，许多孩子都是从辅助报志愿的机构了解到“高大衔接培训”的，推出“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保研培训，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9.8万元至40万元不等。一条从高考延伸出来的产业链，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准备好了下一个“收费站”。

　　已经无从考究是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创造了这种培训，还是这些培训催生了他们的焦虑。

　　事实上，在培训机构嘴里与未来息息相关的“成绩”“发表论文”等“目标”，正在大学里发生改变。去年，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宣布，自2025级本科新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将全面取消绩点（GPA）排名，成绩单将作为学业情况的完整体现。今年，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已迎来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专业硕士学位。

　　这些改革的初衷很明确：让学生从“分数”“论文”上松绑，让大学回归它本应有的样子，不再是高中的延续，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探索兴趣之所在，追求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

　　问题是，大学制度层面的松绑，传导至高考后的孩子是缓慢的。哪怕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们不要焦虑，但“焦虑”有时来自比较，这与教育公平相关。

　　坦率地讲，并非所有孩子在高考后都站在同样的起点上。一位在四线城市非重点高中教书的老师在看到报道后说：“我是2019年上的大学，毕业于应试型高中，我的大一过得迷茫与放纵。我是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甚至我父母认识的人里都没有人上过大学，如果我当年有这样的‘高中大学衔接班’，我想我会报名的。”

　　如今他面对的学生，很多都和他当年处境相似，却也没有足够的家庭资源支持他们上社会上的培训班。他已经让家长提前关注各个大学提供的公开招生讲解，在教学中不断引导学生想清楚未来的专业方向，他还打算在高三学生毕业后开个线上会议，为他们讲解大学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他问道：“作为一名非重点高中的老师，还能为学生做些什么？”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高考后的学生需要“高大衔接”，但这不应是补课式的、唯成绩论的目标导向，而应是在他们从紧绷的考试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时，需要知道“大学是什么”，“信息差”需要被填平。正如我的一位采访对象所说：“‘高大衔接’真正的任务，是帮学生找到坐标。”

　　我还记得在采访时，一个男孩想要拒绝母亲给他安排的“英语高大衔接班”，他问“意义是什么”，母亲回道：“那开学测你如果是慢班怎么办？”男孩沉默应对。

　　母亲的焦虑是真的，但我想说的是，反问本身——这个课的意义是什么——恰恰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声音。因为在过去12年里，这个男孩大概很少有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课程表是排好的，参考书是指定的，补课班是妈妈报的，“意义”从来不是他需要思考的问题——他只需要执行。可这个反问，恰恰就是大学教育应该教会他问的那种问题。

　　高考后的暑假，先不必焦虑抢跑。不是因为这个夏天不重要，而是因为它重要的方式，和培训班里老师讲的不一样。（王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