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把敬畏传下去

　　前不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联合发布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位列其中。面对这份殊荣，已在大漠扎根二十余载的于宗仁显得十分平静。在他看来，荣誉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他持续追问：能不能把文物病害的识别再提前一点？

　　透过于宗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科技工作者的执着身影，更是敦煌研究院几代文物保护团队“以科技守望文明”的生动群像。

　　2000年，大学毕业的于宗仁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是去条件优渥的城市发展，还是一头扎进条件艰苦的敦煌大漠。“一个人的志向若能汇入国家所需，路就会走得更踏实。”这是于宗仁的答案。从此，洞窟里忽明忽暗的光线、戈壁滩的风沙、崖壁上的色彩，构成了他20余年的日常。

　　在不少人眼中，文物保护最难的是“修补”，但在莫高窟的脚手架上，于宗仁深切体会到，比“动手”更难的是“看见”与“克制”。

　　敦煌壁画彩塑历经千年，受环境和人为因素影响，起甲、酥碱、空鼓、粉化等病害无可避免。同一幅壁画，今天与3年后的模样可能已微有差异。为了捕捉这微小的变化，于宗仁和团队成员常年弯腰俯身、仰头细察，在相同角度、光线和距离下反复对照，用近乎执拗的毅力去寻找、把握病害的发展规律。

　　“洞窟像一位沉默的老人，你越急，越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宗仁说，壁画彩塑保护常常“慢就是快”，最难的是决定该不该动、动哪里、动到什么程度，“‘克制’是一种责任。今天我们动得越轻，留给后人的可能性就越多。”

　　这种把谨慎、耐心落实到每一次勘察记录中的“慢功夫”，换来的是对文物风险更早的发现与更准的判断。“经验让你敏感，但科学让你稳妥。”这是于宗仁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真知。

　　多年来，他在古代壁画无损分析与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深耕不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物健康评估方法体系构建”等10余项重要课题。他给自己和团队立下了3个实实在在的“笨规矩”：看得清、摸得透、管得住。

　　“看得清”是尽可能把现场信息采全；“摸得透”是把材料、工艺与劣化机理讲明白，形成严密的证据链；“管得住”则是要把证据转化为可执行的决策、可量化的标准和可追溯的流程。

　　在敦煌研究院原院长苏伯民的带领下，于宗仁和团队建成了覆盖原位检测、小样品分析、数据挖掘的多维文物保护体系，为壁画彩塑建立健康档案、病害图册和图谱数据库，努力把风险识别前移、把干预提前，最大限度减少了对文物本体的影响。

　　“科研成果不应只在实验室，必须解决文物的实际问题。”于宗仁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敦煌给了于宗仁完整而又苛刻的训练，而这支从大漠中走出的文物保护团队，也正在把先进的技术推向全国。近年来，于宗仁主持完成了四川新津观音寺、山西永乐宫、内蒙古乌素图召等10余个重要保护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在海拔2800多米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他负责的“甲扎尔甲山洞窟壁画迁移异地保护工程”，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薄地仗壁画揭取、搬迁、复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实现了国内首例崖壁壁画迁移及异地复原，用实践证明了“敦煌经验”在不同材料、不同环境、不同病害的现场依然是一套站得住脚的科学方法。

　　文物保护是需要一代代人接力投入的系统性事业。如今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已发展成覆盖化学、材料、力学、地质、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的专业团队。近5年来，研究院引进一批高水平人才，培养20余名青年骨干。

　　在于宗仁看来，把方法教会、把标准立住、把敬畏传下去，比一时一地的成绩更重要。他常对年轻同事说：“你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成为未来某次修复的起点或终点，必须心存敬畏。”

　　大漠的风沙仍在吹拂。从风华正茂到两鬓微霜，于宗仁是执着的坚守者，也是敏锐的探索者。在敦煌研究院，还有许多像于宗仁一样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用“克制”与敬畏，守护古老的敦煌从容地走向下一个千年。

　　作者：李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