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800元，是我打了十几年工攒下的全部血汗钱，如今只换回了一堆卖不出去的天价护肤品，真是活不下去了……”2026年3月11日，浙江杭州的于蓝女士致电华商报，诉说自己如何在经历了一场虚假的“情感交友”之后，深陷护肤品代理困局的痛苦遭遇。如今，不仅退款无着、精神受挫，生活也陷入困顿。

　　去年9月以来，华商报新闻热线不断接到类似投诉，先后有近百名女子反映在受到各色“董事长”“阳光男”的情感欺瞒后，陷入其精心编织的化妆品代理噩梦中。

　　她们不仅有来自河南的超市工作人员，广东的美容师，湖南的单亲妈妈，还有多地的家庭主妇、月嫂和普通公务员等，其所涉及的化妆品品牌有20种之多。在这些品牌背后，一条由西安本地多家生物科技、商贸公司参与的隐蔽产业链也逐渐浮出水面。它们打造虚假人设，以平台交友、感情拉拢为手段，通过无法兑现的承诺和层级代理，一步步将陷于情感泥沼和致富憧憬中的女性变成了投资人。

　　由于这些公司遇到举报后总会部分退款，导致投诉人在法律上囿于“代理合同纠纷”，既难以报警立案，也因不属于消费问题而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有力监管。同时，高昂的民事诉讼成本，又让异地维权举步维艰。

　　令人更为气愤的是，在经媒体多次曝光、有涉事公司被市场监管部门以“虚假宣传”处罚的情况下，此类事件依然在沿续：有的公司注销了，转身注册新公司再起炉灶；有的换个品牌、换个经营地址，重披“马甲”玩老套路。

　　迷局如何解？困局如何破？权益该如何维护？

　　事件回顾：

　　陷入网上“知心朋友”编织的“局”

　　多位女代理商被割韭菜

　　于蓝是在2025年10月29日被一位陌生微信账号添加为好友的。她告诉记者，对方自称何某，起初并未提及任何产品或代理的事，称只是“交朋友”。由于每天都和她分享日常、嘘寒问暖，很快便赢得了她的信任。

　　“何某刻意塑造‘悲情人设’，说自己离婚多年、独自带着女儿，生活不易。”于蓝说，何某的处境让人同情，也就对其渐渐放下了戒备心，甚至将其当做知心朋友。

　　一段时间后，何某开始有意透露自己是“××悠”护肤品品牌的“董事长”，不光有工厂，而且产品品质优良、市场前景广阔。他邀请她加入到一个“孜孜不倦学习群”里，群中每天有“工作人员”分享代理护肤品赚钱的案例、晒赚钱后转账的截图，“代理就能快速致富”的氛围极为浓厚；何某也被打造成“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并有意暗示可为信任的朋友争取稀缺的代理名额。这些，都使她深受触动。

　　去年11月17日晚，何某私信于蓝，以“名额有限”为由催促她缴纳第一笔代理费用。但转账没几天，何某又以“升级中级代理利润更高”“拿下杭州的省级代理躺着赚钱”为说辞，甚至表示愿为她垫2万元，不断诱导她转账。被“快速致富”幻想蒙蔽的她，最终东拼西凑缴纳了99800元，成了该品牌的省级代理。

　　于蓝说，交过钱后，她联系何某，询问之前承诺的线下扶持、广告投放等事宜时，对方态度骤变，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很快，微信群解散，公司人员频繁更换微信号，再也联系不上，“去年12月26日拿到货后，发现包装简陋，近千元的价格远超一线品牌，根本无法销售。”

　　当发现网上还有多名女代理叙述与自己同样的经历后，于蓝立即报警，杭州当地派出所得知她已收到货，认为不属诈骗，建议走法律程序；可她按合同约定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起诉后，法院告知她因涉事公司住所不在该区、无管辖权，未予受理。她再向公司注册地所在的莲湖区法院起诉，也未审查通过她递交的材料。在法院今年2月26日的回复中，称由于她“提交的材料中各方已约定管辖，请与该院联系；若认为约定管辖无效，请携带该院出具生效的不予受理裁定书再行按照法定管辖起诉”。为此，她感到很是沮丧，“我是做家政工作的，多年来打工攒下的钱，现在全投了进去，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家在陕西、目前在新疆打工的冯蔻也是在“情感交友”后坠入“代理陷阱”的。去年12月27日，通过微信，她与一位自称某公司老总的何某成了好友。经历过与于蓝相仿的经历后，她支付了29800元，签订了“××悠”代理经销合同。由于发现付款后何某态度发生转变，便又仔细看了合同，发现合同内甲方公司并非何某所说的公司，而合同中虽称“供货价部分详见附件”却未找到任何附件后，便于次日要求退款，“可他说已经发货了，要扣我6000元违约金。可6000元是我做护工、需要一个月日夜守护病人才能辛苦挣来的，现在仅过了8个小时就要扣掉这么多，我怎么能接受！”

　　北京的孟倩女士也是一名受害者。去年12月30日，她同于蓝、冯蔻等人一样，与“企业家”何某在微信中结识后，先后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情节，最终在承诺高收益、公司全方位扶持等诱导下，支付10000元成了初级代理。收货后，她发现货品质量有问题，马上联系何某和对接人员，却发现招商群已被解散、工作人员失联，遂于今年2月下旬通过12345、12315投诉该公司。2月26日，西安市莲湖区西关市场监管所告知已经以“虚假宣传”立案。

　　记者调查：

　　套路高度雷同如同“杀猪盘”

　　多家关联公司注册地址均为高新区某大厦

　　根据多位女代理的描述和证据证实，与“××悠”品牌有关联的公司，一家是名为“××诺”的公司及其分公司，一家为“××因”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中，“××诺”公司及分公司的负责人及其股东名录中，均未见何某的名字和相关任职，但公司的“合作伙伴”中有其人；“××因”公司的工商信息则显示，该公司为“××悠”品牌产品“××赋活乳”“××冻干面膜(+溶媒液)”及“××精华液”的备案人，其备案日期为2025年11月7日；但记者登录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App”查询发现，这几款产品的备案已在去年12月17日被注销。

　　也就是说，于蓝、孟倩等人拿到“××悠”品牌相关产品时，实际上它们已为“注销”状态。而查询这些产品，显示新的备案在2026年1月19日才完成。

　　“公司发这些护肤品的时候，没有告知我是已经注销的化妆品，这种产品在市场上由于没有备案信息，根本无法销售出去，更不会有人购买。”孟倩说，她应有知情权，但公司隐瞒了这一情况。

　　实际上，随着“××悠”女代理商投诉的增多，关于“××悠”为之前华商报报道过的“××纯”品牌“换马甲”的说法也趋向一致。

　　比对“××悠”与“××纯”的两家运营公司，无论总公司还是分公司，注册地址均为西安高新区某大厦，尤其“××纯”公司的三个分公司，注销时间均为去年9月18日，而注销三天后，“××诺”公司便注册登记成立。而且，从女代理们提供的涉事公司前后发布的两品牌货价表看，除品牌名称不同外，产品名称、定金金额/级别到全国统一零售价，毫无分别。更有不少女代理找出聊天记录中两品牌的“全球化妆品奖”合影、慰问老人的照片以及齐某与何某在茶几上“斟茶”、卫生间晒“白衬衣”等视频，经记者对比，发现照片除品牌名称不同，内容基本相同；而视频中从拍摄器具、角度、环境到讲话内容，也均完全一致。

　　记者梳理套路环节：

　　精准定位目标、情感拉拢

　　打造虚假人设、层层诱导

　　去年以来，多起女代理事例，足以清晰勾勒出“陷阱”如何形成。它不止伤害了一个个女性，更极大影响了她们的家庭、事业和生活。

　　去年10月，华商报报道过贵州毕节的家庭主妇南灵芝成为女代理一事。她被自称杨某的人以“出差无聊”添加了好友，通过每天嘘寒问暖，塑造“顾家、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形象，同时编造“离婚带女、创业励志”的故事，博取南灵芝同情与信任。随后，杨某邀请她加入“正能量交流群”，暗示“代理护肤品能快速致富”，并以“限额32人”制造紧张氛围。最终，当她拿出仅有的5000元缴纳代理费后，杨某在确认她无更多钱可投后彻底失联，微信群也随之解散。

　　河南开封某超市员工秦宝青是位中年女子，在被自称郭某的人通过超市福利群添加好友后，每天以“情感拉拢”为手段，塑造“自律、孝顺”形象，编造悲情创业故事，后邀请她加入育儿交流群，诱导其加入代理。由于并无积蓄，秦宝青先后借款、信用卡取现，累计缴纳20万元后成为省级代理，可对方承诺的“公司开直营店、铺广告”等扶持则全部落空。最终，承受重压的她不得不通过诉讼维权……

　　截至目前，除了一些代理通过各种举报、呼吁、投诉，获得了部分退款，仍有很多女代理，不得不面临维权索赔无门的境遇。如陕西的张春芳投入119800元，至今34000元未退，于蓝、孟倩等人更是一分未退……这些女性在成为化妆品代理前，既不了解化妆品行业，也不具备相关创业经验，在“嘘寒问暖”和“致富幻影”的双重引诱下，坠入深坑。

　　记者梳理发现，此类套路不外乎四个环节：一是精准定位目标，筛选女性群体尤其是中年女性、家庭主妇等防范意识较弱、渴望增收的人群；二是情感拉拢，以线上“交友”为名编造悲情故事，建立深度信任；三是打造虚假人设，夸大产品功效和代理利润，营造“快速致富”氛围；四是层层诱导，通过“限额名额”“升级代理”“垫付资金”等手段收割钱财。为了增加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制造障碍，他们有的签合同时是一家公司、而收钱又是另一家公司；解决争议上，合同又约定为并非有利于代理商诉讼的法院。而此类公司，大多注册资本低、经营规模小，甚至部分无实际经营场所，但其利用人性的弱点，编设迷局，收割着一层又一层的受害者。

　　深度分析：

　　比传统“杀猪盘”更具迷惑性和隐蔽性

　　“多起护肤品代理事件的频发，是不法分子精心策划与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年参与妇联工作的陕西电子科技大学教授赵淑珍说。

　　赵淑珍表示，此类事件的本质，是将“情感拉拢”与“商业代理”相结合的新型“杀猪盘”，比传统“杀猪盘”更具迷惑性和隐蔽性，“不法分子的核心目的并非销售护肤品，而是通过诱导受害者缴纳代理费赚取暴利，其口中的‘工厂’‘扶持’‘高利润’实质上均为虚假宣传；他们根据受害者的年龄、身份职业来定制‘人设’和‘话术’——如对中年女性打造‘成熟稳重、顾家负责’形象，用陪伴打动对方；对年轻女孩则打造‘年轻有为、创业成功’形象，用致富梦想吸引对方。加上他们频繁更换账号、隐藏真实身份，隐蔽性极强，而让受害者防不胜防。”

　　对不慎坠入代理迷局的受害者，赵淑珍指出，大多数受害者要么单身、离异，要么是家庭主妇，情感需求强烈，尤其很多人缺乏陪伴，易被不法分子以“嘘寒问暖”等情感攻击击中软肋，使其放下防备；加上存在“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渴望通过低投入实现增收，从而在“限额”“升级”等手段诱导下草率缴纳费用。

　　律师解读：

　　根源在于法律界定模糊

　　监管存在盲区等

　　陕西昭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深律师刘文祥认为，尽管我国不断加大经济诈骗的打击力度，但此类事件仍持续蔓延，其核心根源在于法律界定模糊、监管衔接不畅、维权成本过高、打击力度不足。

　　“首先，法律界定模糊，诈骗与违规经营难以区分，此类不法行为往往存在‘诈骗’与‘违规经营’的交叉，法律界定难度大。不法分子以‘代理’为名收取费用并提供产品，可辩称自己是‘违规经营’而非‘诈骗’。”刘文祥指出，法律界定模糊导致很多案件仅能以“虚假宣传”“违规经营”予以行政处罚，可罚款、责令整改的力度，既不足以震慑诈骗分子，也无法弥补受害者损失。

　　其次，监管衔接不畅。在类似事件上，多部门监管存在盲区。如有关护肤品代理的监管，涉及市场监管、公安、网信、金融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缺乏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存在“各自为战”的情况。市场监管部门侧重查处消费问题，违规经营，而公安部门又缺乏行业监管信息，网信部门则难以管控线上欺诈行为，再加上不法分子频繁更换身份、变更经营场所，都增加了监管难度。

　　而在维权方面，由于诉讼成本过高，导致受害者维权困难重重。而且，线上代理隐蔽性强，不法分子通过微信、直播等渠道诱骗、设局，活动范围广、身份隐蔽，给证据收集造成很大困难，也给监管带来极大难度。尤其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易被删除篡改，不法分子身份隐蔽、核实资金流向也不容易，都会增加维权成本，且“维权的流程复杂、耗时长，需经过投诉、报案、侦查、起诉等多个环节，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而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又是笔沉重的负担，在受害者分布较广，难以形成维权合力的情况下，自然收效甚微”。

　　建议加强部门协同监管和行业准入管理

　　针对类似事件，陕西省社科院专家王晓勇表示，涉及人数这么多、金额又这样大，显然并非简单的3·15消费问题，而是不法分子利用法律及监管空白打“擦边球”。不法分子违法成本过低，而受害者的维权成本又很高，在监管薄弱、打击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将很难遏制此类事件的蔓延。因此，应该有一个机构能受理此类投诉和举报，应有一个更高层面的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维护受害者权益。

　　王晓勇提出，可通过加强部门协同，实现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强化监管；同时，加强行业准入管理，提高准入门槛，明确代理公司和个人的经营资质要求，加强备案管理和定期审核，取缔无资质、违规经营企业。唯有形成合力，才能破解困局，维护受害者权益。

　　（注：文中女代理姓名均为化名）

　　华商报大风新闻3·15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