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低于2022年的956万人，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连续第七年下降，是自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 人口因素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变量，人口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与资源配置调整提出了紧迫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建立学龄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适配机制，是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抓手和重要任务，其不仅影响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转型，也影响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设置。

　　2025年3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党组在京召开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改革试点部署推进会，对教育强国建设首批试点作了部署，“适应人口变化的基础教育资源调配机制”作为基础教育13项改革试点之一，在全国所有省份开展。这就要求基础教育主动变革、前瞻规划，准确把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科学实现基础教育的重大结构性优化，构建适合、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动基础教育要素及其关系的系统重塑，为基础教育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一、学龄人口变化数据分析及其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变化深刻影响教育格局。我们需要对人口变化数据进行多维分析，呈现学龄人口变化全貌与发展态势，为后续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依据。

　　（一）学前和小学阶段学龄人口下降趋势明显

　　2010年开始，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2010年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18，2022年为1.06，2023年降至约1.02，长期低于1.5的警戒线。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学前和小学阶段学龄人口将保持明显下降趋势。2023年是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数量连续下降的第三年，未来将继续保持显著下降态势。

　　学前教育学龄人口下降态势将向小学教育阶段传递。2023年小学阶段在校生数量相较2022年虽上涨约100万人，但增速相较之前明显放缓，在学规模达峰。[2] 2023年后，小学阶段学龄人口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23年，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阶段在校生数量相较2022年下降27416人。小学阶段学龄人口和在校生数量的下降趋势已初现端倪。未来，小学阶段学龄人口和在校生数量将进一步下降。

　　按照现行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我国学前教育学位（托位）需求总量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保持稳定下降态势，中小学学位需求总量将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预测显示，学前教育园所数在2022年达到峰值34.18万所，2035年将下降至24.29万所，[3] 从数量扩张转换至质量提升阶段。截至2035年，小学阶段学位需求总量2025年达到峰值后将快速下降，2031年后降速明显放缓；初中阶段学位需求总量在2021年—2026年呈微速增长趋势，2026年达峰后至2030年缓慢下降，2031年后需求总量急速下滑。[4] 根据近10年招生数平均变化速率测算，初中与普通高中招生数将分别于2024年（1790万人）、2026年（1010万人）达到峰值并相继迎来拐点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预计到2035年分别下降至1391万人、838万人。[5]

　　（二）学龄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点

　　我国各省份人口基数和生育水平存在差异性，学龄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点。学龄人口分布主要受新生人口和流动人口两大因素影响。《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有15个省份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名前五的是广东、河南、山东、四川和贵州。其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内陆地区高于沿海地区，广东、海南等东南沿海省份出生率维持高位。东南沿海地区和中部、西南地区出生人口较多。

　　近年来，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的新兴主流模式，其带来的随迁子女（流动儿童）成为影响学龄人口分布的重要变量。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学龄人口均有显著增长，西藏等人口迁移不活跃省份学龄人口也有一定增长，东北和中部省份的学龄人口增长不明显或负增长。根据各省份出生人口、出生率并结合其人口基数，综合人口流动趋势推算发现，未来学前和义务教育学龄人口主要集中在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东南沿海、西南地区，东北三省、西北部分省份学前和义务教育学龄人口总数逐渐减少，少数省份如西藏、宁夏等地的学前和义务教育学龄人口总数持续增长。

　　（三）城乡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相异且差别较大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流动人口愈发向城镇集中，大型城市成为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区。流动人口分布总体上呈现出强烈的大城市偏好。约40%的流动人口居住于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人口规模500万以上），约17%的流动人口居住在较大城市（人口规模300万—500万）。[6]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共有流动人口3.76 亿人，较 2010年增加69.7%；其中，2.5 亿人从乡村到城镇流动，较2010年增长1.1 亿人，在总流动人口中占比达66.2%。随着我国城镇经济活力不断提升，其吸纳人口迁入的包容性大增，农村人口进城速率加快。从乡入城背景下，城乡教育不同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动趋势存在差异性。

　　城镇学前教育人口将从2020年的3378万人减少至2035年的2059万人，农村学前教育人口将从2020年的1902万人下降至2035年的698万人。[7] 农村学前教育人口降速显著快于城镇地区。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与学前教育稍有不同，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城镇初中学龄人口规模将在2026年前持续增加，于2026年达到峰值3579万人后开始下降，并于2035年降至2454万人；农村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将在2035年前持续减少，降速显著快于城镇地区。[8] 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将于2029年达到峰值5583万人，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农村高中学龄人口规模降速将显著快于城镇地区。

　　二、以改革试点为抓手，重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新格局

　　基于学龄人口变化，基础教育要把握机会、主动变革，重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新格局，推动基础教育办学体系的全面重塑，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根基。

　　（一）建立健全学龄人口变化与教育资源相匹配的监测机制

　　一是要建立教育、人口、统计部门的良性互动机制，确保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信息互通。精准预测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科学测算学龄人口变化与流动的可能趋势，为学龄人口与教育资源匹配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二是明确监测机制的关键指标。把教育资源配置要素分为人力、财力、物力要素和有关指标，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状况对指标权重进行调整。人力资源配置要素主要体现为教师数量、学历、职称等；财力资源配置要素主要体现为教育事业费、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物力资源配置要素主要体现为学校班级、校园面积、图书资源、数字资源等。

　　三是采用新兴科技手段辅助监测机制的建立。对数据信息、资源配置以及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引入人工智能工具，提高数据运用效益。

　　（二）基于学龄人口变化科学预测，实现学校布局动态调整

　　根据学龄人口实际教育需求，实现学校布局动态调整，重组与优化教育资源组合，兴办能实现文化活动、教育教学、继续教育多功能组合的学校。短期内着力解决“城市挤”“农村空”并存的问题，根据家长等利益相关者意见、区域经济产业与社会发展状况，通过协商方式确定学校调整布局的详细方案。确保合理的学校分布、规模和班额，既要避免“麻雀校”，又要避免“大班额”“超大班额”问题的出现。

　　按照学龄人口流动规律，分区域优化调整学校布局。市县结合、省级统辖，加强人口流动科学预判，妥善解决城镇学前和义务教育学位供给问题。特别关注东部地区及在国家战略支持下中西部大城市就学压力问题，快速增加城区公办幼儿园和学校学位，解决随迁子女问题。针对高中学龄人口先升后降的总体趋势，普通高中学校布局向县城倾斜。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布局做到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相协调，与普通高中建设相协同，满足高中学龄人口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三）短期长期相结合，精准配置教师资源

　　一是对教师资源进行精准配置。建立健全科学补偿调配教师的机制，优先解决教师资源城乡、学科结构性短缺问题，持续完善优化教师岗位聘用机制，提升教师福利待遇，拓宽师资来源渠道；同时，完善教师区域内调配和退出机制，在学区内或集团化办学内加强优秀教师的交流轮岗，在县域内部统筹管理教师编制、职称、待遇问题，促进县管校聘制度深入实施。

　　二是对教师资源进行动态化管理。针对教师资源配置“短缺”“过剩”并存、“城镇挤”“乡村弱”并存等问题进行统筹治理，推进协同配置。新建学校采用“弱编化”方式，可以采用“自主聘用、自主管理，经费包干”等方式配置教师；对超编教师在区域内加大轮岗、调岗、转岗、换岗等的力度，进行合理分流；对缺编少编地区，应统筹区域内事业编制，采用多种方法适时补充师资；在艰苦边远地区适量增加教师编制，提升教师待遇以吸引优秀师资。

　　三是深入推进教师支援帮扶计划。为西部和中部国家重点扶持的大中城市和乡村配置高素质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对教育人才的吸引力。着眼长远，适当提高师范生培养层次并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稳定部属和省属师范大学的招生计划，逐步减少高职高专的教师招生计划，提升教师培养质量。

　　（四）加快基础教育教学模式和终身学习社会的统合化变革

　　人口变化引发教育结构性调整和教育资源的二次分配，教育结构性调整刻不容缓。学龄人口减少促使教育组织方式由“大班额”向“小班化”转变，更好满足学生对于优质教育资源和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提升受教育的体验感。中小学生源减少较快地区，尽快有序开展小班化教学，提供针对个体的差异化教育，以此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益，提升治理能力。

　　未来教育变革面临“小教育”向“大学习”的转变。“小教育”指以学校教育为主要阵地的国民教育，而“大学习”是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文化的塑造。“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人口发展新常态成为“大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动力。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需要对劳动年龄人口能力的二次开发，实现从人口红利型社会向教育红利型社会的过渡。教育强国的核心指标之一是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这就需要关注面向劳动力人口的终身教育。教育要以质量换数量、存量换增量、效率换结构、空间换时间等方式，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每个人对教育的新需求，提升教育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支撑度。

　　（薛二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人民教育》2025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王萍萍：人口总量有所下降  人口高质量发展取得成效[EB/OL]. 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401/t20240118_1946711.html.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410/t20241024_1159002.html.

　　[3] 李玲，黄宸等.“全面二孩”政策下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分析[J]. 教育研究，2018，39（4）：40-50.

　　[4] 梁文艳，孙雨婷. 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如何适应城乡学龄人口变动—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测算[J]. 教育研究， 2023， 44（4）：106-121.

　　[5] 张炜，徐沛鋆. 人口新形势下教育如何高质量发展？[J]. 群言，2024年第1期.

　　[6]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R].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15.

　　[7][8] 张立龙，史毅，胡咏梅. 2021—2035年城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预测[J]. 教育研究，2022，43（12）：1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