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地方。“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是徽州的优良传统，读书科举是当时不少人的梦想。通过安徽省档案馆“千年‘徽’煌——徽州历史档案联展”上的一份份珍贵档案文书，揭开徽州在明清时期成为“科举兴盛之地”的奥秘。

　　想当秀才，需先童试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自隋代开始，至宋代逐渐趋于完善。宋代时期徽州的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因徽州大族大多源自中原名门望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读书人的共同愿望，科举队伍的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整个徽州每次应试乡贡者“勿虑二千人云”，休宁县应试乡贡者“常过八百人”。

　　明清时期，随着徽商的崛起，为徽州的教育及科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徽州教育达到了鼎盛，当然也促进了科举的繁盛。在古代，读书人要想参加科举考试，除监生以外，必须通过州、府、县学组织的童试，取得生员资格（通称秀才）。据《清稗类钞》中“童试”条目记述：“直省士子之试于郡县及提学，为童子试，俗谓为小考，或小试。应试者曰童生，虽壮丁老叟，但与试，皆得以童称之，未冠者曰幼童”。

　　由此可见，参加童试的考试者统称为童生，童生并不是小孩子来考，也有七八十岁的童生。在古徽州地区，常常笑称那些读书不给力、年年考不中的人叫老童生。童试要经过三场考试，即县试、府试、院试。县试通常在农历二月，由知县主持；府试在农历四月，由知府主持；院试由省里主管教育的“学政”主持。童生院试合格，取得“生员”资格，成为一名秀才，才可以进入府县官学读书。

　　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清光绪元年（1875年）徽州府为齐集文武童生赴郡候考事札》中记载，“儒学教官督率文武生童定限于三月初五日齐聚府城……其余需用什物悉照向例备办毋缺，不得临时参差不齐，仍将府取文武童生花名册及府县考题目呈送，查核如人册不齐各事怠玩定提经承重处……”通过这份档案不难看出，尽管只是童试，但对考生的报名资格审查以及考试制度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确保了考试的公平公正。

　　《清光绪元年（1875年）徽州府为齐集文武童生赴郡候考事札》。（安徽省档案馆馆藏）

　　状元频出，名扬四海

　　如果此时你成为一名秀才，恭喜你有机会参加正式科举考试了，共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在此次联展的众多徽州文书中，明清时期的各种科举试卷，如同现今的高考试卷一般呈现在观众眼前，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展出的歙县档案馆馆藏《硃卷集锦》就见证了古代的考官阅卷制度。明清时期，为防考官徇私舞弊，乡试、会试及殿试场内，应试人的原卷（即墨卷）须弥封糊名，由誊录人用硃笔誊写一遍，送交考官批阅，称为硃卷（也称朱卷）。通过这份档案可以看到，硃卷所载内容丰富详细，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考生履历，二是科份页，载有本科科份、考生中式名次、各类考官的姓氏、官阶和批语以及房官原荐批语等；三是考生文章，有三场全刊者，也有选刊自认为得意之作者。

　　其中一份江南乡试硃卷（乾隆甲午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同考试官徐州府萧县知县孙阅荐”字样，以及两位大主考官的姓名、职务以及批语。此外在每份硃卷的最后，还留有本房总批，也就是考官总评。由此可见，硃卷很好地杜绝了考官因熟悉考生字迹或者考生在试卷做标记等而产生徇私舞弊的行为，从而保证了对人才选拔的公正性，也保证了科举制度的延续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此次联展中展出的《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大金榜》中，赫然写着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为徽州府休宁人吴锡龄。据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休宁大斐吴氏族谱》和《休宁县志》记载，吴锡龄的父亲吴思英是康熙年间的休宁县学生员，病逝的时候，吴锡龄才3岁。吴锡龄是靠同父异母的哥哥吴长龄抚养成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江南乡试，吴锡龄中举人，授内阁中书，很快又进入军机处任职。3年后，夺得状元桂冠。闻讯，乡民在村里吴氏祠堂“尊德堂”悬挂“文魁武威”金匾。然而，翰林没做满一年，吴锡龄骤然病逝，乾隆帝闻知后叹道：“可惜徽州武状元”。据统计，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共出过19位状元，可谓名扬四海。

　　徽州书院，星罗棋布

　　很多人一定会好奇，为何徽州地区能在科举考试中“状元”频出？其实从宋代起，徽州“俗益向文雅”，特别是宋室南渡后，“新安比之邹鲁，博雅之儒，彬彬如也”，从此徽州“文风昌盛”“名臣辈出”，开始跻身于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区域行列。到明清时期，徽州各种教育机构星罗棋布，形成了教育高度繁荣的局面，被誉为“文献之邦”“东南邹鲁”。

　　书院是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繁荣的主要表现之一，在徽州教育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力作用。明清时期，徽州知名的书院有府属紫阳书院、古紫阳书院，歙县的斗山书院、问政书院，休宁县的还古书院、海阳书院，婺源县的紫阳书院、福山书院，祁门县的东山书院、神交精舍，黟县的碧阳书院、中天书院，绩溪县的颍滨书院等。书院的发达，成为明清徽州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位于歙县的古紫阳书院旧址。（资料图片）

　　明清时期绝大多数书院把课艺、应举列为主要的教学活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清咸丰三年（1853年）海阳书院会课卷》是一份书院内的日常测试卷，通过档案不难看出，当时书院围绕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课艺制度。海阳书院是知县王佐于崇祯八年（1635年）创建，可以说海阳书院是休宁众多状元的摇篮，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是休宁县最早的教育学府。

　　此外，歙县档案馆馆藏《清光绪三年（1877年）紫阳书院课艺》也印证了当时徽州书院的教学方向。通过这份档案不难看到，当时紫阳书院的教学方式是主讲与自学相结合。而另一份档案《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问政书院甄别童生汪孔祁试卷》，则是国画大师汪孔祁的童生试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试卷记载，童生姓名汪孔祁，考试成绩为“上取，第三名”。这份试卷还保留了原主考官的批语，内容为：“大含细入，高挹群言，非有火候者莫办”。足见主考官对少年汪孔祁评价之高。当时的徽州书院成为众多落选童生就学应举的场所，这一点与这份试卷的性质相吻合。

　　徽州书院是培育人才的地方，通过“讲会与课艺并行、学术与功利并举”，既提高了徽州学子的学术水平，又满足了他们应举入仕的现实需要，为明清时期的徽州培养出大量人才，见证了古徽州600余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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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征 王晓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