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楠

　　拦在校门口查红领巾的值周生、老师不在就炸了锅的教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教导主任……《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以下简称《朱同》）的上映，唤醒了成年人沉睡多年的记忆。画面中萦绕着熟悉的气息，如同影片中小浣熊干脆面的烤肉味，溢出银幕，扑面而来。

　　影片之“好”：

　　对童年情绪的提炼

　　影片讲述了“差生”朱同的一天。上课迟到、作文零分、撒谎被请家长，面对种种少年的烦恼，朱同陷入巨大的压力之中，他比谁都渴望今天能有件“好”事发生。家长期待“好”孩子，学校期待“好”学生，但如何才算“好”呢？

　　在童年记忆中，“好”来自他者的肯定。“好”对于朱同来说，意味着学习好、纪律好、体育好，以及回家后能向家长带去什么“好”消息。什么都好的同班同学刘诗瑶是“好”的活标本，是朱同无可企及的目标。作为一个插班试读生，朱同的愿望只是平平稳稳过完这一天，让家长安心、老师放心。没承想，所有人都在为他操心。

　　写检查、参加广播体操比赛成为朱同的救命稻草，假使能够在比赛上夺冠，假使能写出完美的检查来避免老师“请家长”，他就离别人眼中的“好”又更近了一步。为此，朱同以自己的天真和乐观不断缝补着别人眼中的“缺陷”，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点。朱同召唤外星人“收走”班主任，希望自己扔掉试卷的事情不要败露；他使用分身术帮自己跑腿，希望快一点找回遗失的英语书；他在校长面前“隐身”，希望能够逃避大人的责难。

　　与朱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能够背诵马克·吐温、熟读卡达耶夫的贺娜，她拥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洒脱，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还有对写检查深有研究的张秋，他对于父亲的暴力管教早已习以为常，并谙熟“夹缝”中的生存之道。贺娜教给朱同一个“快乐秘籍”——在手掌心写一个“好”字就能获得好心情。而当朱同以为自己已与贺娜成为朋友，高兴地向贺娜诉说自己取得了广播操比赛的资格，贺娜却表现出对集体活动毫不关心；朱同又将“好”字画在黑板报上，却被教导主任评价为“手欠”，并勒令他把黑板擦干净才能回家。这让朱同意识到，原来自己心中的“好”并不能与他人达成共识。

　　此后，张秋将朱同带入“秘密基地”并将写检查的诀窍传授给朱同。在朱同“学成归来”并将写好的检查塞进老师办公室后，无数个“好”字闪耀着金色的光向朱同涌来。这里的“好”是朱同对自己努力的褒奖，也是“好”从他人肯定向自我认同的转化。

　　“好”作为符号，凝练出一种校园生活中的童年情绪，串联着朱同漫漫长日中的快乐与烦恼，更如同一面镜子，投射进观众的童年记忆，完成与观众的共情。

　　影片之好：

　　叙事的另一种思路

　　《朱同》区别于一般的类型片，不以核心事件构架故事，仅仅展现一个三年级小学生“漫长”的一天，呈现一种散文化叙事。这也呼应了影片的原片名《漫漫长日》。这一“漫漫”正好符合童年时期的时间感受——一天可以发生很多事，好像永远也过不完。

　　与此同时，影片采用“三一律”结构，即故事发生在同一天、同一个场景、同一个主题之中。作为一种戏剧技巧，“三一律”使时空简练、节奏紧凑、矛盾集中。这或许与作为编剧和导演的王子川深耕多年的戏剧背景有关。也正因此，观众在《朱同》散文化的叙事中被打散的注意力，又被“三一律”悄悄拉了回来。

　　此外，影片对台词使用极为克制，更多以画面进行叙事，例如用豆浆破袋表现膀胱告急的场面、用裂变的画面表现被窦老师拍屁股的场面等等，在意趣与戏谑中完成对童年心理的精准描摹。

　　遗憾的是，《朱同》并未赢得票房的青睐。就影片宣发物料来看，它锚定的是希望在打工人压力下通过时光机短暂放松的成年人，但从影片上映的档期来说，它又并未放弃亲子观影的合家欢票房。在FIRST影展获得高度嘉奖的《朱同》在回归大众视野之后，让熟悉和习惯了强类型片审美的观众望而却步，让家长们在评论区频频发问“是否适合孩子观看”。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具有作者表达的作品在当前电影市场中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在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国产优秀儿童片缺失的现状。

　　但作为一部拍给大人看的儿童片，《朱同》以童年叙事治愈成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儿童电影的定义，提供了儿童片创作的另一种可能。

　　相较于《霹雳贝贝》的“霹雳”和《北京小妞》的“神功”，《朱同》的超能力有些稀松平常，却又显难能可贵。不少评论谈到，朱同超能力的丢失来自社会的规训与成人法则的倾轧。站在当代社会视角，这一观点不乏是对教育现状和儿童成长问题的反思，但似乎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成年人为自己的“普通”所寻求的一种慰藉和出口。笔者认为，在朱同的超能力“丢失”后，当他的外星人伙伴无法再解救他于水火之中，当“鸟人小偷”不能再帮他扔掉36分的数学卷子，他仍然保有“尽管我只是个‘一般人’，也要过好这一天”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恰是长大后的朱同们更加需要的。

　　值得庆幸的是，导演王子川并未丢失属于他的超能力，或者他已经在他的创作中，将超能力又找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