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题材剧《狂飙》的热播热议，引发人们从多个角度展开评析。表演是作品成功的基础，该剧强大的演技派阵容、火热飙戏让观众们的追剧热情更加高涨。剧中视帝影帝张译对警察安欣的诠释十分到位、感人至深。演员张颂文对反派人物高启强的精准把握让观众眼前一亮，其他如吴刚扮演的徐忠，鲍大志扮演的赵立冬，高叶饰演的陈书婷，李健扮演的李响、李一桐饰演的孟钰，以及孟德海、徐江、高启盛、唐小龙、老默……很多人物都鲜活立体、可圈可点。

　　正面警察形象的丰富性建构

　　传统涉案剧、包括扫黑题材剧中，正面警察形象由于受角色定位的限制，表现空间有限，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性格有时却显得较为单一。这方面《狂飙》明显进行了有意识的突破，如以安欣的卧底戏码开场，让作品有着很强的戏剧张力，有力凸显了这位年轻警察的智勇双全，增强了对正面警察丰富性的表现。警察卧底要面对身份甄别与生死考验，戏剧性更强，还有着亦正亦邪的多面表现与随机应变，这一点与谍战剧中我方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处境相近，也让正面警察形象的塑造更加丰满立体。

　　但同时《狂飙》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不是一味地营造戏剧性与传奇性。剧中因为保护伞的介入，安欣很快就暴露了卧底身份，险遭灭顶之灾，这个段落的戏剧性虽强，但其真实感、安欣几乎被抛弃被毁灭的遭遇却更具震撼力，黑恶势力的一手遮天令人不寒而栗。此后安欣的境遇每况愈下，但为了追寻真相他虽九死犹未悔，激发着观众的疼惜与敬重之情；剧中对安欣的善良也进行了富于层次的揭示，对社会弱势人群他抱有深切的同情关爱，张译的神情眼神自然平和，却尽显他的真诚和美好。他的善良还体现在对犯人们的关心改造、对证人的舍命保护、对犯罪分子的人道主义态度，他的善良悲悯呈现着护法者的灵魂之光，向着光明，驱散黑暗。

　　正是以上多角度多层次的多维度深入开掘，《狂飙》完成了对正面警察形象的丰富性建构。

　　反派大佬“深入人心”，需要拿捏分寸

　　张颂文是大器晚成的好演员，近年来他凭着在网络剧《隐秘的角落》、电影《革命者》《1921》、电视剧《心居》等热播热映影视作品中的精彩演技日渐为观众所熟知，《狂飙》这部爆款剧成全他登顶大火。作品深入挖掘了高启强从底层草根、在偶然变故中的选择、一步步黑化堕落、直至覆灭，树立了一个丰满鲜活的“症候式样本”，也对他身处的社会暗影与黑恶环境进行了有力的诠释。

　　网络热议随之而来，其中的声音则是驳杂的：既不乏对张颂文精湛演技的称道，也对前期高启强饱受欺侮表达着同情，同时也有人罔顾他背弃诚实与良心滑下黑社会泥潭的罪恶，只为他的草根逆袭欢呼雀跃，甚至沦陷在对人物迅速发迹、手腕强悍又充满“人情味儿”的魅力之中。还有网友过分地表达对正面人物英雄警察安欣的漠视乃至轻蔑，如此认知和情感态度不只是令人不安、不快，更是发人深思的。

　　涉案剧中，为什么总是会有不少观众更喜欢反派大佬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一点或许与欧美及我国香港等地区的黑帮片的长久影响有关，《教父》《上海滩》《赌神》《绝命毒师》等影视剧中的魅力黑帮大佬角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也形成了影视剧中黑帮人物的形象谱系。然而，这些作品中创作者精心构建的叙事伦理有时却被观众淡忘或忽略了，这种叙事伦理特别体现为即使主人公是黑社会中的核心人物，但在黑帮帮派争斗中，主人公或者身处良心尚存的派系，与更加凶悍无情的派系火拼；或是主人公出身于黑帮世家而无从选择，或是亲人罹难、为之报仇，或是贫病潦倒、濒临绝境，或是造化弄人，总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滑向罪恶的深渊而无法回头，但这些黑帮人物都有其良心尚存的、义气血性的一面。因此，这些人物身份虽然不脱黑帮、黑社会性质，但却是此类作品中邪中之正、恶中之善的代表。同时，无论他们怎样杀伐决断、叱咤风云，有着怎样过人的胆识权谋，最终都逃不脱覆灭的宿命，从而引发观众对其悲情悲凉的命运的同情理解，以及对这些角色个性魅力的迷恋。黑社会在欧美以及1997年之前的香港地区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创作者巧妙设定的叙事伦理都赋予了这类创作有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观众热爱的合理性。

　　而内地涉案剧、扫黑题材剧中，正邪对峙发生在犯罪分子/黑恶势力与人民警察/国家执法部门之间，事理逻辑、人物关系都和欧美、香港的黑帮片不同，也决定了内地涉案剧、扫黑题材剧在借鉴此前创作经验时，不应该亦步亦趋摹仿，也不可能一味照搬，在这一点上与我们学习借鉴美日医疗题材剧的创作经验并进行本土化改造都有较大差异，更不能罔顾文本的叙事伦理去凸显所谓反派人物的审美价值。

　　内地涉案题材剧创作史上“反面人物的审美价值过高”一度出现创作失当，为人们所记忆犹新，具代表性的有《黑冰》中的郭小鹏、《黑洞》中聂明宇、《征服》中的刘华强等,这些反派人物都由著名演员扮演，人物塑造得生动鲜活。但这些作品又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创作缺陷或不足，正是因为其中反面人物的审美价值压倒了正面警察形象，引发观众对反派的过多同情甚至是迷恋，而对观众产生了价值误导。当然，尽管不是所有的观众都缺乏这种分辨力，但在国情环境中，创作者确实需要把握艺术表现的分寸，以避免不良社会效果、违背了创作者的初衷，对品质较高的作品而言，损失甚巨、殊为可惜。

　　衡量反派人物角色的表演水平需要进行综合判断，而不是单纯地看演员的演技发挥及其角色魅力。说到底，涉案题材剧、扫黑题材剧不是一般的快消品，社会文化功能至关重要。反派角色塑造的最大成功应该以作品有效引领观众的价值认同为标准和目的，而不是反派角色魅力的最大化，这方面很考验导演的艺术掌控功力，内里则潜隐着创作者的认识水平、价值立场与情感态度。

　　作者丨戴清 中国文艺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基地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