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月26日电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11月24日，印度政府宣布该国生育率降至每位女性生育2.0个孩子。这一数字低于更替率（指新生儿数量足以维持人口稳定的水平），这使印度在生育率方面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事实上，“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生育率目前都低于更替水平。新兴经济体会遵循与之前富裕经济体相似的人口发展轨迹，这不足为奇。不过，转变的步伐似乎正在加快，这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科学家口中的“人口转型”一直是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工业化前的社会，出生率和死亡率(即每年每千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总体人口增长不平衡且缓慢。在18世纪，欧洲西北部部分地区的死亡率开始下降，标志着人口结构发生巨变的第一个阶段。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迅速增长；英国人口在1760年到183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然而，从18世纪后期开始，生育率也开始下降。到了20世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

　　人口转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死亡率下降最容易解释，这是营养、医疗和公共卫生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出生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经济刺激的反应。例如，随着薪资的增加，家庭似乎为了在每个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而少生孩子。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因此。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塔夫茨大学的恩里科•斯波拉雷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曼•瓦齐亚格指出，在欧洲，生育标准首次在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法国出现。人们普遍减少生育可能源于与世俗主义和启蒙运动相关的观念转变，以及计划生育信息的传播。随着整个欧洲出生率的下降，在与法国有语言和文化联系的地方，出生率下降得更快、更早。

　　在另一篇新发表的论文中，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马修•德尔文塔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赫苏斯•费尔南德斯•维拉维尔德和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内齐•古纳认为，现如今的人口转型遵循着类似的模式。三位作者们整理了186个国家的数据，发现除了11个国家之外，其他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向更低、更稳定的死亡率过渡的过程，这些死亡率远低于工业化前的标准。大约有70个国家从1960年到1990年开始向低生育率过渡。只有一个国家——乍得——还没有开始生育转型。(80个国家的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完成了向现代低生育率水平的转变。)

　　重要的是，各国进行人口转型的速度似乎在加快。英国的人口转型在18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转型进展较为平缓，而智利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转型则更为迅速，而那些在20世纪末开始的人口转型只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这种加速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位作者所说的“人口传染”，或者说，在地理和文化上相近的地方经历了生育率的转变，这种转变就会进展得更快。这种邻近效应也可能意味着现在的人口转型是从较低的收入水平开始的。过去两个世纪的生育率转变往往始于人均GPD约2700美元的国家(以购买力平价和2011年价格计算)，而1990年以来的生育率转变则发生在收入水平约1500美元的国家。

　　过快进入人口转型导致全球生育率和人口增长持续下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生育率为每位女性生育3.5个孩子，在2019年降至2.4个。事实上，考虑到新冠疫情期间发达国家出生率的下降，新冠病毒可能让全球世界进入了更替水平的范围内，即使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即使达到了这一水平，世界人口仍将继续增长，因为有许多人处于或接近育龄期。例如，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印度人口仍将增至16亿左右。但这一增长属于一个较低峰值(约1亿人)，比之前预期的更快到达(约10年)。联合国之前的预测显示，到2100年，全球人口将增至110亿。全球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可能意味着，这一预测最终将不得不进行下调。

　　全球人口转型的完成并非一帆风顺。例如，它可能会使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复杂化，斯坦福大学的阿德里安•奥克勒特和弗雷德里克•马特纳特、明尼苏达大学的汉内斯•马尔伯格和西北大学的马修•荣最近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他们指出，老龄化人口的储蓄增加会抑制通货膨胀和利率。随着50岁以上的世界人口比例从现在的25%上升到2100年的40%，低利率可能变得更加顽固，资产回报率可能下降，全球经济失衡也会扩大。

　　然而，人口转型也会带来一系列经济效益。人口增长放缓可以缓解碳减排压力。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中来，劳动力数量会减少，他们的潜力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曾被视为威胁的移民，甚至可以成为与新生儿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