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帅 浦炜玮
学业压力、校园欺凌、网络成瘾等问题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全社会都无法忽视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心理学研究显示,青春期大脑前额叶尚未成熟,情绪调节能力弱,面对外界压力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困扰。青少年阶段的这些心理波动,常被误解为“叛逆”或“脆弱”。
当他们尚未有能力进行自我情绪管理时,愤怒、挫败等情绪极易如洪水决堤。许多暴力犯罪源于一句口角、一个眼神就引发瞬间失控。然而,这种“冲动”背后,往往是情绪的“失语”——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无助、委屈或愤怒,只能通过最原始的肢体动作来宣泄。
异常行为的背后
司法实践中发现,每一个罪错未成年人并非天生叛逆,他们极度需要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如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此前办理的小林寻衅滋事案中,因被害人小甲酒后和小林通电话时表示出了语言上的轻视,说小林“怂”,小林便回忆起曾在初中时被小甲欺负过,愤怒不已,为发泄情绪而持刀在凌晨时分找上门,划伤小甲和其朋友小乙,致二人轻微伤,但是小林一见到小甲血流不止,立刻恢复理智,将小甲送医救治。
事实上,许多“异常”行为是成长中整合情感与理智的必然过程。这些并非“矫情”。真正的心理问题,如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或不可控的伤害行为,则需要我们摒弃偏见,将其视为如同感冒发烧一样可被科学理解和干预的健康问题。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2年发布的数据,我国约3000万名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面临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其中,女孩更易出现情绪问题,而男孩则更常表现为行为障碍。
少女小优患有童年情绪障碍,与家人交流少,安全感和归属感空洞,之后将情感投射到网络,轻易地将对其别有用心的网友的“嘘寒问暖”理解为关心呵护,感觉自己得到了“情感补偿”,却不知道自己早已陷入被侵害的境地。案发后,小优发现被欺骗,进而情绪问题再次恶化,甚至产生自伤行为。
少年小董患有抑郁症,在住院治疗期间喜欢上玩手游,后其家人未给其购买游戏卡,小董在游戏卡商店内盗窃游戏主机与游戏卡若干。
这种差异提醒我们,即使面对同样的压力源,不同青少年的心理韧性也截然不同。有的孩子在困境中越挫越勇,有的则可能因此陷入心理泥潭。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学业压力、校园关系、家庭环境这三大压力源是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主要成因,而虚拟网络中所展示的各类擦边视频也在严重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为第四重压力源。
“问题孩子”的产生
在一线办案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家庭环境的好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家庭作为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第一土壤”,其奠基性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现实中,家庭教育中往往存在两个极端——过度控制和情感忽视,都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
2023年七夕当天,锡山区检察院公众号后台收到一条留言:“我是一名初二的学生,我受到了校园欺凌,能不能帮助我”。检察官立刻和这名初中生小婷取得联系,并邀请妇联、团委同志一起倾听了小婷的苦恼,发现小婷的困境根源在家庭中。
原来,小婷的父母老来得女,小婷的哥哥已成家并育有一男婴,小婷和哥哥、嫂子、母亲共同居住,母亲平时带孙子,要求小婷帮助其一起做家务,一旦发现小婷犯错便打骂,日常沟通简单粗暴,小婷和母亲、嫂子之间都有矛盾,且常年受到母亲的忽视,在家庭空间内时常感到痛苦,为寻求情感慰藉,小婷将感情转移至老师、同学身上,甚至有校外交友行为,在发现老师、同学和其有言语、行为冲突时,便认为自己受到了校园欺凌,进而找检察院求助。
在小婷身上,因家庭矛盾,使得校园环境、朋辈交往等多重系统性挑战“压”在她身上,令其心理防线崩溃。
小婷的经历并非孤例,在我们接触的众多案例中,家庭系统的失衡往往是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重要诱因,这也凸显了构建“家—校—医—社”联动支持体系的紧迫性。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家庭功能中的情感交流的功能和休息娱乐的功能相对缺失。教育的压力让全社会更加重视文化知识学习,忽略其他。而当父母只关注成绩,否定孩子的兴趣爱好(如将漫画视为“不健康”),或通过频繁催促来管控手机,孩子会感到压抑和不被信任,进而影响孩子未来的人际交往。
司法办案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问题孩子”背后的“问题家长”“问题家庭”。每一起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有期限,但孩子的心理修复与行为矫治,却需要长期持续地进行。不少罪错未成年人回到原有的问题环境,引发的后续问题往往更大。
激活源头是关键
如何保护和挽救有异常行为的未成年人?家庭是源头。激活家庭这个“关键变量”尤为重要,父母的“情绪容器”能力(即接纳、理解和疏导孩子情绪的能力)是预防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键。对未成年人来说,来自家庭的有效沟通能很大程度缓解外部压力甚至成长引发的叛逆情绪。
家长们需要转变家庭角色:从“教育者”到“陪伴者”。家长需要学会“多听少讲”,用共情代替批判。从“为什么考这么差”到“这次考试让你感觉如何”的转变,看似微小,却能从根本上改变亲子互动的质量。当孩子倾诉被欺凌的委屈时,一句“我能感受到你很难过”远比追问细节更重要。核心是把握“权威与放手”的平衡:在大事上设立清晰边界,在小事上给予选择权,例如共同商定手机使用规则,而非强行没收。
说谎是结果,起因是父母处理孩子犯错的态度。如果孩子每次犯错都能得到智慧的引导,孩子将不再害怕犯错后的责备也不必说谎。孩子犯错是在探索,家长要适当放手让孩子在犯错中成长,并清楚明白地告诉孩子哪些行为与要求不可取。保持中立、客观看孩子的需求,给孩子需要的而不是大人想要给的。
面对每一起未成年人案件,对检察官来说既是在审查案件,更是在阅读一个个少年的成长史;既是在适用法律,更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救赎与希望的艰难司法实践。检察实务正在从单纯的办案,向主动的、修复性的社会治理延伸。检察机关努力探索构建一个融“惩治、教育、预防、保护、治理”于一体的罪错未成年人“重启人生”路径。这意味着在每一个司法环节——是否批捕、是否起诉、如何量刑、如何帮教——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家庭支持系统和再社会化可能性,都会被作为检察官办案的核心考量因素。
为实现上述目的,检察机关还需要推动司法与专业力量深度融合,建立科学的心理评估体系。在干预矫治过程中,充分发挥“检察+社工”优势,链接社会资源,让“六大保护”更加紧密地同向发力,帮助孩子及其家庭良性健康发展。
司法的威严与司法的温度从来不是对立面;法律惩戒的最终目的是生命的修复与成长。青少年的心理困扰,是一个需要被看见、被倾听的成长信号。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携手,构建一个包容、支持的环境,才能帮助年轻的生命穿越风雨,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自己的轨道上璀璨生辉。
(作者分别系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 无锡市梁溪区容芮家庭心理教育指导中心中级社会工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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