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民族大道东段小学，融合班级的学生在上美术课。江畅/摄

　　“融合教育相关理念进入我国约40年，其形态不断演变、推进：从最初的一体化教育（Integration）到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再到如今的融合教育。我们一直在尝试和推广融合教育，如今仍面临一定挑战。”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教授曾凡林说。

　　曾凡林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们对孤独症的认知水平日益提高，融合教育有了实质性进展，从试点、试验逐步走向推广、发展阶段。

　　“尽管如此，融合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他指出，当前我国融合学校和机构数量不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专业教师数量短缺。部分学校因缺乏师资或教学经验不足，教育质量需要提高。

　　在曾凡林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加大对融合教育的投入，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在师资建设方面，为参与融合教育的老师定编定岗，让专人做专事，并持续投入资源，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教师能力。在教学方法方面，进行系统科学设计，邀请专家参与指导，推动各方分工协作，构建专业高效的融合教育机制。

　　对于融合教育的发展路径，专家们纷纷建言献策。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融合教育法律和全国统一标准，各地仍处于自行探索阶段，融合教育成效缺乏统一的考核评估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国治说。

　　陈国治认为，评判融合教育成效的标准应当包括：孤独症孩子在学校及社会环境中，能否真正被包容和接纳，建立无歧视的社交关系；对孤独症孩子的教学方法是否规范、专业，孩子能否按自身能力水平参与学习；经过学习后，孤独症孩子的各项功能、能力是否有改善；孤独症孩子能否将所学知识、技能，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解决孤独症孩子的入学问题，并不等同于实现了融合教育。只有让这些孩子适应环境、获取知识、掌握生活技能、理解社会规则与道德规范，这样的融合才真正有意义。”陈国治建议，应当尽快立法，建立行业标准，用制度引导融合教育进一步推广和发展。

　　“对于没有职业技能、长期居家的特殊孩子，家长或许可以养他们到五六十岁，但未来之路怎么走需要考量。”曾凡林认为，融合教育不应当只在义务教育阶段，还应当包含生涯教育、职业教育，让他们能走得更长远。同时，需要事业单位、社会企业等多方联动，开发更多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

　　在陈国治看来，“融合教育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应积极引导更多专业社会机构参与其中，满足特殊家庭的多元需求”。他同时强调，融合教育旨在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益，属于教育事业范畴，不能单纯依赖社会机构，应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明确各部门权责，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特殊教育学院副院长秦春婷认为，推动融合教育事业发展，要保持其灵活性，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群体的需求。“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政府可适当给予一定补助。”

　　“目前一些地方的融合教育，是让普通学校的老师分出精力照顾特殊孩子，这加大了老师的工作负担。而普通学校的老师能做的主要是安全照料，难以针对特殊孩子实施个别化教育，特殊孩子需要接受更加精细化、有针对性的教育。”秦春婷认为，融合教育的理想模式是推行小班化教学，并配备具有教学、引导等多种职能的专业工作人员。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尝试将AI引入融合教育领域，不断探索各种可行的方式、方法。”秦春婷说。

　　对于融合教育的未来，陈国治希望不再区分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这些特殊孩子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应具备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教育的能力，保障其受教育权利，助力其成长发展，营造一个友好、无障碍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化本身具有融合基因，倡导相互接纳、和谐包容。期待融合教育在未来成为一种广义的融合——不仅是学校里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的融合，还包括社会的全面融合。”曾凡林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洋 实习生 江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