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市民李昭（化名）的亲戚从外地赶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做手术，手术需要用血，医生让家属在采血点献血400毫升。如果亲属无法献血，也可以“想办法”——花2000元找人代为献血400毫升。

　　所谓代为献血，即有人在这家三甲医院里发小卡片称可以“互助献血”：如果有患者需要用血但家属又不能献血时，发卡人可以找人代为献血，但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北京、天津的多家医院，都存在上述现象。

　　受访专家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这种以“互助献血”名义进行的交易行为是非法的。对于以牟利为目的的居间服务，应当依法予以查处，保障无偿献血制度的严肃性和公平性。解决患者手术用血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既要增加血液供应，又要加强管理和监督，确保血液安全。

　　患者做手术需用血

　　亲友花钱找人献血

　　今年3月，远在老家的一个亲戚与李昭联系，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想到北京的医院做个检查。

　　李昭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给这位已经70多岁的亲戚挂了一个专家号，亲戚赶到北京就诊。接诊医生检查后，告诉她们需要住院治疗并进行手术，但因当时医院床位紧张，亲戚只能回家等待。

　　一个月后，医院通知可以住院了，李昭赶紧联系亲戚到北京这家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还备齐了一套住院日常用品。

　　忙完这一切，李昭坐在医院手术楼外的小花园里休息。一女子走到她面前递上一张小卡片，上面印着“互助献血”几个红色大字，并附上电话号码。该女子称可以解决做手术患者的亲友献血问题，经医院医生认可后付费。

　　“留着吧，万一有用呢。”李昭心想，便接过了小卡片。

　　不久，主治医生的助手电话联系李昭，称老人做手术需要输血，亲友需自愿无偿献等量血液，然后安排手术。李昭问对方，外地亲友有献血证，能否不用献血。对方回复，外地的献血证不行，必须在北京的采血点献血，还说可以亲友自己献血，也可以找别人代替献血，对此医院不管。

　　考虑到自己5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亲友献血，李昭找出“互助献血”小卡片，打电话联系对方。对方询问患者相关住院信息后，说手术用血需要400毫升，他们可以找人代为献血，价格是2000元。

　　李昭又联系主治医生的助手称已经准备好献血。对方给了她一份团体无偿献血者承诺书，上面写着：我自愿成为××医院团体无偿献血者，所献血液制品仅用于××医院综合调配救治患者，而不针对指定患者献血，并郑重承诺所提供任何信息均合法、客观、真实、有效；郑重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规定，绝不参与、不组织任何形式的血液制品买卖，若本人违背上述承诺，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书上有患者姓名、病案号，需要承诺人签字及填写相关身份信息。李昭按照代为献血者提供的信息填写之后，交至医院相应机构登记。

　　4月中旬，对方给李昭送来一份献血证，上面显示献血人姓名、献血量为“400CC”、献血证编号等信息。李昭将献血证交给医院护士站，待主治医生的助手确认后，她通过社交账号向该女子支付了2000元。

　　用血供需存在矛盾

　　导致互助献血异化

　　过了几天，医生给李昭的亲戚做了手术。一周后，老人出院，出院单上显示用血项目收费400多元。根据献血法规定，这是患者在医院用血时，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费用。

　　对于此次就医经历，李昭心情复杂，一方面，“互助献血”者帮她们解决了献血难题，保障老人手术及时、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她不理解，老人住院择期接受手术，为啥自己还要花2000元找人代为献血？

　　5月初的一个下午，记者赶到李昭所说的医院实地探访。在医院的手术楼外，一女子斜挎背包向过往行人发放小卡片。她看到记者，同样将一张小卡片递到记者手里。

　　记者问小卡片上的电话号码是谁的？她说是她老板的，需要献血就联系他们，打电话、加好友都可以。

　　该女子介绍，根据医生要求，病人亲友可以自己献血，如果亲友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传染病，不符合献血条件，可以找他们，他们找人代为献血。献血时，首先在医院相应部门登记献血者的相关信息，以确保献血用于这家医院，再到采血点献血，献血之后将无偿献血证交给医院。

　　她还说，如果找他们代为献血，提前一天联系，400毫升血量需支付2000元。

　　记者站在附近观察，该女子向过往行人手中递小卡片并告知是“互助献血”，有的人不要，有的人接过来拿到手里。

　　记者随后以需要用血为由联系对方，对方表示可以提供人献血，用血时提前一天打电话，“医生让你献多少（血量），我们给你负责献多少（血量）”，并再次确认400毫升血量需支付2000元。

　　记者近日在北京、天津等地调查发现，许多医院门口或卫生间都贴有“互助献血+V：××”等小广告，“互助献血”“爱心补助”等社交软件群长期大量存在。

　　“天津市里无偿献血400元，全血400cc营养费400元，献过全血必须间隔六个月。要求：18周岁至53周岁，近期登记过的别来了，带身份证，体重115斤以上，不限血型，自己去，全天不停。最近献过血小板、转氨酶高的不要联系我。有去的，和朋友要去的，都可以私聊，找几个人有返费。”在一个位于天津的“爱心补助群”中，记者发现有人每天都会发送这种“有偿献血”信息。记者和群主联系上后，表示自己是“O型血，随时可以献”。群主说，直接去指定献血站献血，献完血联系他就行。

　　5月4日，记者来到位于天津塘沽的一家采血车献血点附近，看到上述群主正在等待交易，称只要记者将献血卡给他就可以获得400元现金。“不要担心献血卡上的姓名、身份证等个人隐私信息泄露，我们常做这事，不会有问题。”他一边说，一边将随身携带的包打开，记者看到里面有数十张献血卡。

　　“我们收献血卡一张是400元，卖给需要的人会贵些。如果你身边有其他人想献血，可以来我这，你和他都能赚点钱。”上述群主说。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解释说，如果患者住院后着急择期做手术，但医院的血库没有足够的血量，医生会提议患者的亲友去血站互助献血，如果患者亲友愿意，则可以填写献血承诺书，上面写明给哪位患者互助献血，献血之后可以在医院血库申请到等量的手术用血量。但有部分患者的亲友不愿意献血或不符合献血条件，又不愿意等待手术排期，就会花钱找人代为献血。

　　根据献血法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规定的互助献血的本质是无偿献血。

　　公开资料显示，在北京市，由于曾出现“血头”利用互助献血的幌子组织非法买卖血液现象，北京市原卫计委发文决定于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开展互助献血。但实际运作中确实属于病情需要且有家属真实意愿，可作个别处理。

　　对于有人打着“互助献血”的名义帮助患者找人代为献血并收取费用的现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这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医疗用血领域存在的供需矛盾。

　　“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鼓励公民自愿献血，以保障临床用血需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无偿献血的积极性并不高，导致血液供应紧张，特别是在某些地区和特定时间段。在这种情况下，患者需要手术用血时，医院血库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血液，从而产生了‘互助献血’异化现象。”邓勇说。

　　打击非法血液买卖

　　增加供应加强监管

　　在邓勇看来，互助献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临床用血需求，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容易导致血液浪费和交叉感染，也容易滋生非法买卖血液的行为。一方面，要打击非法互助献血行为，对于以牟利为目的的居间服务，应当依法予以查处，保障无偿献血制度的严肃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要加强无偿献血的宣传和推广，通过多种渠道，如媒体、社区、学校等，提高公民对无偿献血的认识和参与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无偿献血事业，从而增加血液供应。

　　他提出，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互助献血行为。比如明确互助献血的条件、程序和责任，加强对互助献血行为的监督和管理，防止非法买卖血液等违法行为发生。

　　邓勇建议，建立血液需求预测和预警机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血液需求，提前做好血液储备和调配；加强医院间的血液共享，在血液紧张时，加强不同医院之间的血液共享，确保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完善血液管理和调配机制，建立更加科学、高效的血液管理和调配制度，确保血液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减少浪费等。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呼吁，党员和公务员应当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动群众参与无偿献血；还应该通过荣誉奖励，鼓励更多人参与无偿献血。

　　记者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就完善无偿献血制度提出了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常巨平建议修改献血法部分条款，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无偿献血制度——无偿献血的血液不得买卖，合格的血液必须用于临床；临床使用之外的血液，有关血站、医疗机构不得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加以有效利用。

　　全国人大代表李霞建议强化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宣传部门可要求媒体刊发无偿献血公益广告，宣传无偿献血理念，普及无偿献血知识，以提高公民无偿献血的自觉性；文明办可将无偿献血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作为评选文明单位的重要条件；规划部门可将献血屋建设管理纳入城市规划，公安交通、城市管理等部门对献血屋建设、流动采血车停放提供支持等。

　　李霞还呼吁进一步加强中心血站等的公益属性。各地在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方面向中心血站予以政策倾斜，逐步增加财政投入，让中心血站为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刘忠军说，我国临床血液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况已经存在多年，部分外科手术不能正常进行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不少患者手术治疗延误或生活陷入困境。建议修改献血法中关于自愿献血年龄的规定，将自愿献血年龄上限扩大至65周岁，以缓解临床血液供需矛盾。

　　“互助献血”为何变了味

　　在现实中，互助献血常被异化为“有偿代献血”。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患者在外地大医院求医时，一时找不到符合要求的亲人、朋友参加互助献血，于是有偿请人代为献血的“生意”就出现了。

　　这种以“互助献血”名义进行的交易，明显变了味，不仅加重患者经济负担，也涉嫌违法，还容易导致血液浪费和交叉感染，滋生非法买卖血液等行为。绝不能任由这类灰色“生意”大行其道。

　　由于曾发生“血头”利用互助献血的幌子组织非法买卖血液现象，北京市原卫计委曾发文决定于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开展互助献血。但正如媒体报道所示，这并未真正让“有偿代献血”消失，因为医院的血液资源紧张状况依然客观存在。要从根本上让“有偿代献血”失去市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壮大无偿献血规模，扩大血液资源的供应。

　　众所周知，中国临床用血基本上全部来自无偿献血。为了缓解血液供需的“紧平衡”状态，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参与度，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想办法，如有的地方甚至将无偿献血与教师评职称挂钩。但是，无偿献血要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参与，最重要的还是要真正把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的优先用血权保障好，走出“献血容易用血难”的困境。

　　据调查显示，56.2%的受访者不愿意献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认为缺少全国联网的献血信息系统，献血容易用血难。这其实很好解释了大众无偿献血积极性有待提升的症结。

　　以此次媒体报道的案例所示，患者的外地亲友有献血证，但在北京的医院不能使用，最终只能花钱购买“代献”。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就在上个月，媒体还报道了一个特殊案例：山东一男子曾献血13次，还因此获奖，但当其妻子需在省内异地用血时，却遇到了困难。

　　个案经媒体报道、舆论影响后，可能得到妥善解决，但它们所指向的共性现实问题不容忽视：在优先用血多实行属地管理的背景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的落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的是连锁和循环反应：个人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不足——医院血液资源紧张——倡导患者亲属互助献血——一部分患者亲属只能被逼花钱买“代献血”——人们因“献血容易用血难”，对无偿献血更不信任、不积极……

　　因此，推动无偿献血信息的跨区域共享、互认，切实破除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权益的落地梗阻，宜早不宜迟。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献血用血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血站、医疗机构、献血管理机构等相关信息全地域、全方位、全链条互联互通，让数据多跑路、让用户零跑路。从公开信息看，已有省份在推动无偿献血证在省内互认。

　　另外，加强对血站、医院等的血液资源管理也非常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完善跨区域的血液调动机制，确保血液需求量大的地区有血可用；二是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血液管理机制，包括血站、医疗机构等对血液的使用情况，以及“不得将无偿献血的血液出售给单采血浆站或者血液制品生产单位”等规定是否落实，都应让公众有更多的了解、得到更充分的监督。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和医疗服务量的持续增长，临床用血的社会需求还将增加。有效提升公众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扩大血液供应，已有越来越强的迫切性。无论是加强对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权的保障，还是提升无偿献血系统的公信力，都是时候拿出更多的办法了。

　　综合法治日报、澎湃新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