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节档国产影视剧《狂飙》完结，引发各界热评。这部扫黑剧讲述了高启强（张颂文 饰）从鱼贩进化为跨越政商界的黑社会巨鳄以及刑警安欣（张译饰）二十年持续斗争的故事。长期以来，扫黑剧的剧情走向多是在已有的社会系统中清查黑恶势力的过程，较少刻画反面人物的养成路线，也对黑恶势力发育起来的基层社会着墨不足，这些在《狂飙》中则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呈现。除了实力派演员的加持，本剧还融合了诸多类型片元素，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以往不具备的电影质感。《狂飙》的出圈正提示着国产影视剧在多类型化题材下的融合创作新方向与关注重点。

　　权力网络的畸形发育

　　故事围绕强盛集团老板高启强与市公安局刑警安欣二十余年的对抗展开。高启强起初只是菜市场的小鱼贩，受尽市场管理员唐家兄弟的欺辱，后发生冲突被扭送警局与安欣结识。高启强贩鱼的旧厂街承载了特殊的时代历史。旧厂街是老工业区，在上世纪90年代工厂开始改制后，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子弟开始自谋出路，父母双亡的高启强开起鱼档卖鱼供弟妹读书。但对一个刚接触自主经营方式的社会来说，市场的无序、法律的缺失、体制改革后人们的普遍焦虑使得旧厂街面临权力真空的状态。唐家兄弟是欺行霸市的菜市场管理员，旧厂街菜市场就演变成了唐家兄弟牟取暴利的场所。这种平衡被高启强的反抗打破，而高启强夺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他谎称有更大权力背书来完成的，高启强开始制造自己“上面有人”的假象。菜市场的权力网络以唐家兄弟支配扭转成介由高启强传导进来的新权力秩序，它孵化着京海最大黑社会头目的诞生。

　　这是《狂飙》自下而上视点的展演，它的精彩在于对旧厂街进行了社会学式的视觉呈现，从摊贩对话、叫卖等生活化的细节让观众以“观察”而不仅是“观看”的方式进入基层环境，熟悉旧厂街的社会结构，为后面的情节推动合理化。一方面，类似旧厂街的社会层面容易滋生灰色产业链，另一方面，合法的权力却能够被它灵活利用以反向强化非法的程度。在高启强发迹的六年时间里，安欣却被动成为在旧厂街无意保护高启强最多次的“帮凶”，直至高启强编织的权力网络脱离了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

　　小人物的文化症候与家族救赎

　　全剧在继承讲故事策略的同时加入了本土文化的改编痕迹。首先，《教父》的主角发迹史与养成模式在《狂飙》中得以延续。与高启强一样，教父维托·柯里昂也经历了生活所迫-杀人-拉拢同伙的“黑化”过程。教父发迹史的重点不在于小人物之“小”，而在于小人物之“善”，因为高启强和维托·柯里昂最初都是本分的劳动者，当无法通过正经劳动以求安身立命时，他们才迫不得已，走上歧途。《教父》以小人物发家从黑道的角度演绎了20世纪“美国梦”的合理性，它最终呈现的观感是一个有江湖道义、关爱家庭、深谋远虑、有原则底线的犯罪头目——教父的书写先天就弱化了他们违法犯罪的一面而着重描写弱者反抗的道义正确，使反面人物具有了英雄色彩。但这种书写路径在不同社会并不成立，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逼上梁山”的事情，但社会无论在道德还是法律层面都不允诺一个突破规则即收获财富的社会异质因子的活跃，所以高启强亦正亦邪的矛盾面以协助安欣办案、提供关键线索的场外人予以调和，也在价值观上承接了美式逻辑的改造和文化软着陆。

　　其次是香港电影的浮现。剧中多次呼应《无间道》经典场景（火锅鸿门宴、电梯枪战等），还有中年高启强在菜市场买菜的场景，也源自杜琪峰《黑社会》中阿乐的形象。从美国到我国香港，《狂飙》在文化维度上形成了回流，也在铺垫了教父式发展轨迹的同时完成了反面人物本土化的转变。高启强的黑化，一方面是因为自身遭遇，另一方面是亲情血缘关系的羁绊，后期家庭软肋的消解使得高启强身上的家族羁绊碎裂，它作为一种反面的救赎最终确立了高启强黑社会反派的全面人格，变得“非人化”，而这恰恰才是高启强人物塑造的完成时。安欣同理，他选择与黑恶势力斗争的二十年里放弃了爱情、职业前途，故事的结局可以用“惨胜”来形容，为了自己坚持的，安欣和高启强在对抗中又抛弃了相似的世俗化束缚。

　　全剧最后回归到政治正剧的轨道，但在处理细节时没有扎进前期铺垫的节奏里。相比高启强，安欣的形象显得比较扁平单一，甚至我们从未发现他一人独处、一人生活的场景，这些看似无意义的空镜头其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安欣个性缘何而来，而不是简单交代他的成长经历来对他的道德色彩做注解。高启强与安欣表现了正与邪的狂飙，但在成功塑造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后，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饱满程度？如何让刻板的正面形象获得反派人物的可写性和可读性？这或许是“狂飙”之后类似影视剧可以思考的创作方向。总体来说，近几年来国产影视剧市场反映了一大趋势——将镜头对准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在此创作序列下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扫黑剧作品，它们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高速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与文化症候，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尚未得到反思的历史细节，以影视文化的影响力启示当下，让社会不断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的良性方向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