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神探之痕迹》海报（局部）。资料图片

　　作为题眼，“痕迹”在电影《神探之痕迹》中有多重含义。它不单指刑事案件里的物证痕迹，创作者更试图通过绵延半个世纪的故事，勾勒时代发展的轨迹。

　　这部国庆档票房冠军，以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为人物原型，择取不同年代四桩大案，管中窥豹描摹其70余年的职业生涯。主人公崔寻一生与齿痕、指甲、爆炸残留碎片等物质痕迹打交道，寻找发现那些有助于缉凶的隐秘信息。这些静默的物质是探案的突破点，更是情节叙事的中枢点，赋予影片与众不同的气质。主人公直接面对的，不再是无恶不作的罪犯，而是数以千计的物证样本；戏剧张力亦非源自扣人心弦的逃与追，或者充满视觉冲击力的正邪搏斗，而是“人”的耐心，是在“物”中发现有用线索的那一瞬间；影片的吸引力，也从宏大瑰丽的奇观，转向由放大镜、显微镜所构成的微观之魅力。

　　从刑侦专业角度来说，“凡是经过，必留痕迹”，痕迹学因此被称为“反向指证时间”的科学。从影像叙事的维度来看，痕迹也可理解为对社会历史的镌刻。影片中那些前后关联、彼此呼应的细节设定，锻造出一条因果链，齿轮般推动着历史车轮不断前行。1971年的冰城命案中，痕检技术尚未获得足够重视，指纹甚至无法有效提取，而在1983年的特大案件中，十几年前被拦在门外的技术人员，已能优先进场，勘验一切蛛丝马迹。

　　四起重案，四个年代，让人深切感受到，公安题材作品的“时代感”并非不断迭代的制服、仪器与城市景观，而是人的意识与观念的嬗变。崔寻与刑警王卫国，既联手探案，彼此协作，又不乏差异，冲突不断。与其说两人的迥异性格造成龃龉，毋宁说这是“更重物证”与“更重人证”之间的观念交锋。崔寻一次次让物证“开口说话”，寻出真凶和真相，不断强化物质事实和证据科学在破案定罪中的关键作用，自然也是国家发展、观念进步的具象化体现。

　　社会变革、时代变迁同样在角色身上烙下痕迹。受崔寻影响，曾怀疑痕检作用的王卫国，在嫌疑人自残栽赃时，坚持借助痕检手段自证清白，却又在改革浪潮中，未能经受住利益的诱惑，因经济问题自我了断生命，令人唏嘘。但在崔寻身上，这种时间印痕略显模糊。四起案件，以单元剧形式切分了数十载岁月，其产生的跳跃感影响了对主人公内在的情感流动与性格变化的丰满表现。他的理想、他的坚守、他的安静、他的耐心，似乎与生俱来且经年如一。从真人事迹到影视创作的转化，多少显得“案”大于“人”，未及深入主角复杂的心理痕迹。

　　尾声，提前放出续作《神探之弹道》片段，导演陈思诚似乎有意开启另一个“神探宇宙”。从电影工业角度来看，系列电影减少了开发时间和成本，有助于形成有吸引力的IP品牌，保持和提升观众忠诚度。就叙事层面而言，也期待续作能进一步丰满人物精神品格。

　　从导演票房力作“唐探”系列，到监制口碑之作《三大队》，再至《神探之痕迹》，这是陈思诚的一条创作轨迹——长期经营公安、悬疑类型，致力于激活同类题材的内在生命力，其间的成败得失，都不失为中国电影工业发展路上的经验财富。而电影艺术的内在本质，或许就根植于时代痕迹与创作轨迹的接合、交叠、互动。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叶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