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一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在首播九年后再次受到关注。演员许娣饰演的薛甄珠怒闯公司质问凌玲的片段，被网友制作成多个外语配音版、方言版，并衍生出韩剧版、日剧版、美剧版等风格化版本。这场由网民自发推动的二次创作衍生出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一部中国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和情感，为什么能够跨越语言边界，在不同文化表达系统中被重新激活？

　　文艺作品的国际传播，首先是情感的传播。语言可以转换，文化背景可能存在差异，但人物在具体处境中产生的喜怒哀乐，往往具有超越地域的可理解性。薛甄珠片段能够跨国走红，原因在于它包含着一种情感结构——母亲对女儿的保护，普通人面对情感伤害时的愤怒，以及试图维护家庭尊严的激烈反应。

　　这种“情感可译性”，离不开扎实的艺术创造。演员表演并非依靠台词单独完成，而是由神态、动作、节奏和语气共同构成。即使替换原声，人物的身体姿态和情绪走向仍然具有鲜明的指向性。这也说明，文艺作品要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传播包装和技术转换上；能够跨越文化边界的，首先必须是具有真实情感、鲜明性格和完整生命感的人物。

　　外文剧版的改编则进一步进入了文化转译层面。网友并非简单替换人物声音，而是主动调用不同国家影视剧的类型惯例，对原有片段进行重新编码。如韩剧版将薛甄珠想象成气场强大的“财阀夫人”，改变的不只是配音语言，还包括人物身份的联想、戏剧冲突的强度和观众的审美预期。这种改编能够被观众认为“毫无违和感”，说明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角色，可以在不同类型框架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

　　这种“类型再编码”具有重要的文艺传播意义。跨文化传播除将中文对白转换成外语字幕或配音之外，还意味着对叙事节奏、人物范式、类型规则和审美习惯进行创造性转换。海外受众接受的并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中国故事，还有故事与其既有文化经验建立联系的方式。文化传播更重要的一点是，让中国故事进入不同文化语境，在相互参照中生成新的意义。

　　数字时代的文化国际传播正在由单向输出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今天，普通网民借助短视频、剪辑软件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以参与文化文本的翻译、改编与传播。网友用配音替薛甄珠完成的这场“虚拟环球旅行”，尚不能等同于作品已经真正进入海外社会，却体现出一种文化想象：普通人的二次创作，让中国文艺形象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坐标，并检验其在不同语言和类型规则中的适应能力。

　　这种民间参与，不以宏大概念作为出发点，也不刻意承担文化使命，而是从人物、台词、表演和情感中寻找共同兴趣。因此，文化传播不再只是“我讲你听”，而逐渐成为可以模仿、接续和共同创造的交流过程。这是一种朴素而生动的文化自信。民间二创并不能替代专业译制和系统传播，却可以构成重要补充。它能够发现官方传播不易捕捉的审美兴趣，以更贴近网络社群的方式形成传播入口，并为中国文艺作品的国际化表达提供低成本、多样化的试验场。

　　诚然，多语种配音主要由国内网民创作和消费，呈现的是一种“想象出海”，而非完整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但它至少验证了部分中国人物和中国情感具有跨文化转换的潜能，也启示我们重新理解文化国际传播的机制。

　　薛甄珠在不同语言中再次“开口”，所证明的不只是一个网络热点的偶然生成，更是优秀中国文艺形象所具有的延展能力。让更多真实、鲜活、富有感染力的中国人物进入不同语言之中，中国文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抵达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