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某在餐厅被一个奔跑的四岁男童触碰到了臀部，她当场对男孩勒颈，尽管男童父母道歉赔偿，熊某仍然要求书面或录视频道歉，还发到社交媒体上“曝光”。此外，《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一些医疗单位常收到诸如“护士走路太快”“医生不同意插队”等令人哭笑不得的投诉。

　　这些现象屡屡出现，反映了社会舆论氛围的变化。随着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的转变，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门槛越来越低，一通电话一个二维码，个人的不满就能表达出来。而另一方面，一些部门一直有“舆情洁癖”，一旦有投诉和负面舆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投诉人满意，好平息事态。久而久之，一些人就形成这样一种预期，不管有理没理，谁先闹谁就占据主动权，越是有稳定工作体面生活的人，越会怕我这套。“曝光”的本意应是将真相公之于众，现在却成了他们要挟拿捏人的手段。

　　对于造谣缠闹者，法律是最清晰的红线，那些拿不出真凭实据却又屡屡干扰被投诉人正常生活，甚至侵犯人身权益的，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一提的是，《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阶段刚刚结束，这意味着该法离正式施行又近了一步，利用网络发起舆论暴力将有专门法予以惩治。

　　但坦率地说，能够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恶意投诉毕竟是少数，生活中大部分缠闹滥诉行为还不至于违法，但却能对正常秩序造成真实干扰。从一种朴素正义观出发，人们希望这样的人都能被处理，希望好人不再受委屈，但任何社会都无法完全避免“不讲理”的人和事出现，维权路径通畅的同时，难免就会有人不当利用规则，换句话说，这或许就是社会进步的“副产品”。

　　不可避免不等于置之不理，对于这类顽固多发难以根除的现象，用更健康的社会生态去抑制，最终达到动态平衡或许是更现实的对策。既然他们潜意识里认为会“按闹分配”，那全社会就要改变这种心理预期，要给好人撑腰，要让造谣缠闹者得不到好处。

　　这些年司法机关通过种种案例不断传达一种理念，即遵守规则的人不应为纠纷买单，《反网络暴力法》正式实施以后，相信这一理念将更为强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要及时掐断无理“曝光”者的流量，不给其提供舞台。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接到投诉后，要仔细甄别是非，不合理的要敢于顶回去，不能和稀泥式处理。

　　社会风气的扭转很难毕其功于一役，要靠多方发力久久为功，而只要风气扭转过来了，也将造福大众惠及长远。人不应因无理取闹而获益，不应因谨守规则而受损，这是最基本的是非观，这份社会的价值根基，应该被牢牢守护，不容被肆意侵犯。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