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成都金沙遗址

　　大家最先想到的是

　　太阳神鸟、玉琮这些光彩夺目的文物

　　但你是否知道

　　三千年前

　　金沙人主要种植哪些作物？

　　日常以什么为主食？

　　学者又是如何研究出来的？

　　“炭化植物遗存体量微小，却真实记录着先民日常食物来源，是还原古代社会非常关键的考古材料。”来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学术论文《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与研究》披露了诸多细节。论文作者之一韩斐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这项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千年前的“主食日记”

　　水稻为主、粟黍为辅

　　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黄忠小学”地点，南距金沙遗址祭祀区约1100米。2017至201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经考古发掘确认，其主体为商周时期文化堆积。

　　“从出土遗物来看，这里出土大多是陶器，金器、玉器、青铜器这类高等级珍贵文物十分少见。据考古发掘者推测，这里是金沙普通民众生活居住的场所。”韩斐表示。

　　为了解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的农业面貌，研究团队对50份样品进行了浮选。所谓浮选，就是将考古发掘采集的土样倒入水中——密度大的泥土、砂石、陶片下沉，经过火烧炭化的植物种子则漂浮起来，再用筛网收集，阴凉处阴干，之后送入实验室，放到显微镜下面进行拣选、分类和鉴定工作。

　　在农作物中，水稻占据绝对主体——218粒，约占农作物遗存的76.8%，出土概率达50%。粟（小米）51粒，占17.9%；黍（黄米）仅4粒，占1.4%。这一结果说明金沙遗址一般居住聚落区在商周时期主要是以水稻和粟黍作物组成的多样化农作物种植形式为主，但水稻占据这一时期农业的主体地位，粟黍作物是辅助种植的农作物种类。“这次研究表明了以‘黄忠小学’地点为代表的金沙遗址一般居住聚落区是以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体系。”韩斐介绍。

　　这项研究是否可以直接判定古人“爱吃”什么？韩斐表示，“我们不能主观判定古人爱吃什么，但基于植物考古学浮选结果数据，我们能推测金沙普通民众的日常食谱是以稻米为主，小米属于辅助食物。”

　　古蜀先民的智慧选择

　　接纳取舍、粟多黍少

　　值得关注的是，在粟黍这两种北方旱作作物内部，粟的优势十分明显——不仅绝对数量远超黍，出土概率也高出不少。

　　从农作物传播的角度考虑，以粟为主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甘青地区主要的农作物组合方式。为何会出现在成都平原？韩斐解释，据目前的考古证据和研究，粟的传播路径之一是从甘青地区，经川西高地，再传入成都平原的。

　　为何粟多黍少？从生态特性看，粟的单位种植面积产量高于黍，口感也更好。黍虽然耐干旱、耐贫瘠，但成都平原水资源充足，黍的“优势”在这里并不突出。韩斐说：“选择多种植粟，体现出古蜀先民面对外来农作物，展现出因地制宜、选择性种植的智慧。”

　　论文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可能也反映了当时相对暖湿的气候环境——现有研究表明黍的增加一般是气候干冷变化的指标，而粟多黍少可能从侧面反映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温暖湿润。近年的金沙遗址孢粉分析研究也表明这一时期总体上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温暖湿润气候。因而在适宜的种植环境下，金沙先民倾向于选择相对高产的粟进行种植可能也是出于生活经济保障的需要。

　　据目前的考古证据和研究，学界较普遍认为，水稻可能主要来自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粟黍可能来自甘青地区向南的传播——两条农业传播路径在成都平原交汇。早期粟黍占优，之后水稻占比不断提升，至迟于宝墩文化阶段，水稻占比远超粟黍，这一水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农业模式在成都平原确立。

　　韩斐感慨，金沙先民形成水稻为主，粟黍为辅的多元农业模式，主动吸收外来北方作物，还因地制宜优先多种粟，充分展现古蜀人的农业策略与生存智慧，这项研究意义重大。

　　当然，这项研究仍在持续推进。正如韩斐所说：“我们依据留存的考古遗存去推测古代社会面貌，做到透物见人、以小见大，这是植物考古的工作价值，同时也是为了探索和解决考古学问题，与考古学研究目的是一致的。”未来随着更多样品积累和跨遗址对比研究，三千年前金沙先民的“餐桌”细节，还将被进一步还原。

　　转自 | 四川发布客户端

　　记者 | 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