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贺兰山首次发现“四马拉车”岩画。它是怎么被发现的？推测刻画年代大致是什么时候？为何要刻画“四马拉车”？有什么文化内涵？又是谁刻画了它？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文化报》记者对话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建国，为大家解开谜题。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四马拉车”的发现背景。

　　张建国：这幅岩画系贺兰山岩画中首次发现的“四马拉车”，在全国岩画中亦属罕见。该岩画位于贺兰山岩画保护区F区（整个保护区分为A、B、C、D、E、F区）冲积扇平原的一块单体岩石上，画面尺寸24厘米×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刻痕深度约1.5毫米。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

　　约20年前，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曾对保护区岩画进行全面普查，登记数据为2319组5685幅。时隔20年，管理处启动新一轮复查，目的为查漏补缺和核查原有岩画保存现状。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即在此次复查中发现。

　　图为考古工作者在保护区进行复查和此次复查中发现的部分岩画。

　　“马拉车”题材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不超过20幅，此前发现均为“一马拉车”或“二马拉车”。“四马拉车”岩画此前在中亚、蒙古国、南西伯利亚及我国新疆阿勒泰、内蒙古阴山等地被发现。

　　记者：这幅岩画的大致年代是什么时候？

　　张建国：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万年，岩刻岩画目前还无法精准断代，主要依据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学、野生动植物资料等综合判断。“四马拉车”图案的出现为断代提供了新参照。从普遍规律看，新石器时代仅有马的驯化，尚无车辆出现；车辆最早出现于青铜时代晚期，马拉车图案大致在商周时期开始出现，“四马拉车”在西周早期已见端倪，至春秋时期达到鼎盛。

　　该岩画不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虽无法精确判定属于商、周还是春秋，但可将贺兰山岩画的时间下限进一步延伸至距今约2000年左右。这表明贺兰山一带人类活动和岩刻画的延续时间比此前认知更长，从约1万年前持续至约2000年前，印证了该区域在北方草原通道上的特殊性。

　　记者：为什么要刻画“四马拉车”？它有什么文化内涵？

　　张建国：研究人员从3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一是交通运输功能。“四马拉车”意味着更强的承载力，也体现驯马技术的成熟——使4匹马听从统一口令、步调一致的驯化难度远高于单马或双马。但若以运输为目的，车厢理应较大，而该岩画车厢刻画很小且无过多装饰，与新疆阿勒泰地区“四马拉车”岩画中华丽装饰的大车厢形成对比，“运输说”存疑。

　　二是战车功能。商周至春秋时期战车广泛应用于战争，一辆战车通常配备驭手、持戈战士和弓弩手三人，兼具冲撞、防守与远程攻击。但该岩画无任何人物刻画，战车核心特征不完整，“战车说”亦缺乏支撑。

　　三是等级权力象征。这是目前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性较大的一种分析。车厢小说明车上人少，至多一名驭手、一名乘车者。周礼制度中“天子驾六，诸侯驾四”有严格等级规定，4匹马本身即代表身份与地位。乘车者具体是谁并不重要，四马驾车的形制就是社会等级的体现。仅一幅、刻画极简，也说明这种马车在当时的该区域极为罕见，可能是对部族或封国实力、地位与权力的记录。

　　这一解读还关联到一条考古线索：根据主流研究观点，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可能是周王朝在西北最远的封国——获国所在，距贺兰山约四百公里。该岩画年代与西周至春秋时期吻合，获国势力范围是否曾延伸至贺兰山一带，岩画中的四马之车是否与获国有关，目前尚无文献可证，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追踪方向。

　　记者：您认为岩画一般是由什么人刻画的？

　　张建国：研究认为并非普通大众。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压力大，普通人无暇从事岩画创作。能够制作岩画的，可能是部族中地位较高、掌握较多信息的人，如部落酋长、巫师或“知识分子”，其衣食由部族供养，因而有时间和能力完成对自然与自我的思考，或以刻画来记录信息。

　　岩画背后隐含“以形控神”的原始观念，即掌握动物的“形”就意味着对其拥有更强的控制力，进而掌握其“神”。这使得岩画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仪式性和严肃性。早期大规模、精细化的岩画制作大概率是有组织的，祭祀由部族长老率众进行，记录也由地位较高者完成。随着时间推移，岩画创作才逐渐从集体仪式延伸至社会个体。

　　记者：此次复查有什么成果？

　　张建国：截至目前，复查中新发现岩画已达数百幅。与沟谷两侧崖壁上的岩画不同，该岩画位于冲积扇平原，该区域石块密集，复查需逐块排查，工作量较大。目前管理处已完成该岩画的基础登记，包括岩石尺寸、现状描绘、图案辨认和地理定位。年底调查报告完成后，所有新发现岩画将进行数字化补录，纳入数据管理平台。目前，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已与南京博物院、兰州理工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宁夏大学等机构合作持续开展本体保护研究，完成了岩画区域测绘和本体数字化留存工作。

　　转自 | 中国文化报

　　作者丨刘海红

　　图片丨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