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马海明

　　1995年11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闵记旅馆发生了一桩惨案：一夜之间，包括旅馆老板12岁孙子在内的四人，被人用钝器锤击致死。而后，凶手如幽灵般消失。

　　四名死者惨烈的遇害场景，成为压在湖州公安心头的一块重石。案发后，湖州市、区两级公安机关迅速抽调全市刑侦骨干参战，省公安厅也派出刑侦专家协助。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件久侦未破。

　　22年后，真凶落网。今年7月，这个真实案件被搬上荧屏——电视剧《悬案》由《边水往事》导演牟芯岑执导，在优酷、中央电视台八套同步播出。

　　剧集采用“一季两案”模式，取材于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浙江的两桩久攻不破的命案。其中，“11·29湖州旅馆抢劫杀人案”被改编成第二案《卞记旅馆抢劫案》。凶手刘永坤逃窜后成为作家，22年后警方通过最新的技术手段将其锁定。第二案中，演员公磊饰演的刑警陆敏学，原型正是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严关炳。

　　1995年11月30日，时任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严关炳，推开了闵记旅馆的大门。自此，严关炳与这桩悬案展开了长达22年的缠斗。

　　之后，经过湖州公安一代代人的接力，这场战斗迎来了最终的结束。

　　“悬案”背后的坚守

　　“40年来，我一直做一件事，就是破案。”严关炳说。

　　1983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流动人口增多，刑事案件量随之上升。公安系统急缺人手，专门到各院校物色年轻人。学物理的严关炳就这样被“选”进了刑警队伍，并明确培训方向：痕迹检验。半年专业训练后，他扎进现场，一干就是40年。

　　“不是我自己选择了警察，是单位选择了我。”顿了顿，他又说：“不过现在回过头看，当年这个‘被选择’，是我这辈子最幸运、最幸福的事。”

　　“11·29湖州旅馆抢劫杀人案”发生时，严关炳刚升任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不久。这是他从警以来遇到最凶顽的对手，四条人命的血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湖州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场留下一样关键证据，“特征蛮清晰”。严关炳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用翻照片，“脑子里的细节记得非常清楚”。问题是，当时没有称手的技术工具，只能靠人——投入大量警力，一个一个地比，错了就推翻重来。“干这一行，责任心必须重。”

　　旅馆案发生在1995年。案子悬着，但技术一直在往前走。湖州公安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命案必破的使命感，推动着技术不断向前。

　　证据被保存下来。没有什么特殊手段，“就是按规范要求，保持干燥”。严关炳说，潮湿会导致霉变，“当时不知道20年后会有什么技术，反正物证该留就得留。”

　　这一留，就是22年。严关炳从一线刑警干成了痕迹检验专家，发表了不少专业论文，出版《皮革品痕迹检验》专著，但那桩案子始终搁在心里。

　　2017年，全国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吹响号角。那些曾被反复摩挲的旧卷宗、泛黄的现场草图，再次铺满刑警们的案头。

　　22年，足以让青丝变白发，却从未动摇过一代代湖州刑警“不破不休”的执念。老刑警把未竟的心愿写进工作笔记，新刑警接过资料，带着前辈的经验与叮嘱重新上路。

　　这种代代相传的坚守，是公安队伍最深沉的力量——它无需豪言壮语，只在每一次“到现场去，再想一想”的重复中，熠熠生辉。

　　从真实改编到荧屏

　　真实大案改编剧，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保持悬疑感。哪怕不了解原型案件，剧一播出，网上也到处是“故事解密”。但基于创作的基本逻辑，基本案情和侦破过程又不可能大幅虚构。那观众为什么要花几个小时，看一个“旧故事”？

　　《悬案》的回答是：不猜凶手，改看凶手。

　　剧集在每个单元开篇，就把凶手的身份和作案过程呈现给观众。《卞记旅馆抢劫案》中，刘永坤（王传君饰）与汪向前（刘洋饰）因好赌欠债决定抢劫，杀害旅馆老板祖孙三口及一名住客共四人，劫得一百多元现金及金戒指一枚。这些，观众在很短时间内就知道了。

　　《悬案》的叙诡逻辑，是往卷宗的模糊地带做加法。两名凶手逃亡的二十多年，卷宗里是空白的。凶手虽然写过小说，被抓后网上也有相关报道，但年深岁久，这段故事只能依托编剧的笔力驰骋了。

　　严关炳对《悬案》的评价很高。他说，“几乎每集我都看了两遍。案件破获后，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来采访，以前有一个知名作家也把它改编成纪实小说。《悬案》对案件的理解是透彻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事前没有过案底，所以在档案中查不到一丝踪迹。案发之后，他们也没有再犯。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步一步排查，最终排到对象。这一点，这部剧拍出来了。”

　　严关炳说，自己看《悬案》的体验和普通观众不同。普通观众看的是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凶手杀人后提心吊胆的躲藏。严关炳更关注的，是案子还原得真不真实，逻辑扎得严不严，节奏好不好。“我会想，这个环节在真实办案中是不是走得通的，逻辑有没有漏洞。”

　　当年负责追查涉案同类鞋子的警察，正是严关炳。鞋底花纹罕见，“平常没怎么见到”，但越稀有的痕迹价值越高。严关炳带着人跑遍全国市场，大海捞针，最终在江苏南京水西门找到了同款鞋底花纹，指向江苏某韩资鞋厂。专案组大批警力赶赴排查，甚至查到凶手邻居曾买过这双鞋又转卖——这些在剧中均有呈现。

　　让严关炳感触最深的，是剧中对那个年代技术局限的呈现。“当年的条件，破案真的是靠人堆出来的，剧中把这种无奈感拍出来了，没有回避。”

　　这是“笨办法”，但正是因为用了这种笨功夫，才让证据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等到技术成熟的那一天。

　　展示法治建设成绩

　　近年来，法治题材文艺创作迎来了一波集中爆发。《以法之名》聚焦检察官的履职与担当，《我是刑警》以编年体方式勾勒中国刑警群像，《底线》将镜头对准基层法官的日常审判，《重器》刻画法治建设奋斗群像……这些作品从不同切面记录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共同构成了一幅荧屏上的法治图景。

　　记者获悉，《悬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刑侦剧拍“怎么破案”的传统，转而拍“为什么破不了”。它没有把22年压缩成一个悬念反转，而是让观众真正感受到等待的重量——五任局长接力，案卷始终没有落灰，一代人的坚持如何传递给下一代。它将叙事重心，从悬疑本身转向了法治进程本身。

　　剧中呈现的是那个年代刑警的日常。

　　严关炳认为，当年封存的关键物证在22年后最终比中嫌疑人，恰恰说明法治建设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从案发现场的坚守，到峰回路转后的曙光，再到荧屏上的故事重现。这段跨越22年的历程串起来的，是一代刑警的执着与一个时代的法治征程。

　　他举了一个直观的例子。案件中曾涉及一个姓方的关键证人，群众提供线索，说方姓证人见过两名嫌疑人。“我们每次排查，都想找到他。但几十年里，找了好多次，每一次都没有找到。”直到2017年，严关炳直接参与重启案件，用技术手段一查，第二天就锁定了此人在上海的位置，“仅用一周时间就找到了。可见科技发展对侦查工作提高效率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采访最后，当被问及想对年轻警察说些什么时，严关炳沉默片刻，说出十四个字：“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他说，时代在进步，犯罪在演变，警察唯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对手的步伐；科技再发达，也替代不了脚底板下走出来的实情，也替代不了卷宗里反复琢磨的细致。要攻坚克难，靠的就是这股锲而不舍的韧劲。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而记录这份正义的文艺作品，让“不缺席”成为穿透时光的力量——它无声地诉说着，一代代公安人用青春和坚守，如何把“到现场去、再想一想”的朴素信仰，锻造成法治进程中最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