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一起“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广受关注。其实，类似事件并不少见。因诚信缺失和保障不力，导致人们不敢见义勇为、不敢做好人，“扶不扶”“救不救”成了艰难抉择。这也再次叩问：法律如何为见义勇为撑腰，呵护善举爱心？对此，记者专访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

　　“见义勇为行为，是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公民，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或抢险、救灾、救人，表现突出的行为。”孟强表示，民法典广受关注的见义勇为制度，也被称为“好人法”，由两个条款组成，即第183条和第184条。根据规定，一方面，做好事受损失，可以从受益人处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做好事时造成受助人损害，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两条规定鼓励更多人做好事。

　　其中，关于见义勇为者的免责条款，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具体体现在民法典第184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对此，孟强分析，该条的立法初衷在于“为善举兜底，破除道德困境”。如果按照一般侵权责任的认定逻辑去审查救助人有无过失、是否构成侵权，很可能让救助人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得不在出手相助前先权衡法律风险。如果受助人被救之后反过来要求赔偿，会使见义勇为的救助人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甚至因为高额赔偿而陷入经济困难的境地。只有免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才能鼓励人们勇于伸出救援之手，消除“扶不扶”“救不救”的现实顾虑。

　　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的上述两条规定对善意施救的责任界限作出清晰划分。孟强进一步说，第184条确立了救助人对受助人的责任豁免原则，这意味着救助人原则上无需为救助过程中的损害买单。但是，责任的界限并非毫无底线，如果救助人存在故意侵害受助人权益的行为，则不受该条款保护。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内容上一般包括硬件设施的安全、必要人员的配备、服务管理的规范，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合理处置。”孟强表示，若因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需承担侵权责任；若损害由第三人行为造成，经营者未尽义务的，需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场所不能以“意外突发”为由完全免责，其防范和制止危险的义务是法定的、持续的。

　　普通人为陌生人伸出援手，不幸反遭索赔，身陷无理取闹的纠缠，该当如何处置，才能换取安宁？孟强分析，当好心人帮助陌生人，反而遭遇无理索赔，这种事情不仅会让好心人心里受伤，更会对社会风气产生不利影响。救助人如果遭遇此种情况——

　　首先，要保持理智和冷静，相信法律，相信正义，不能因害怕麻烦而盲目妥协、导致自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步；如果成为被告、进入法律程序，那就应当积极应诉，根据民法典第184条主张免除自身责任。其次，要有证据意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救助者应注意收集和保全证据，如手机录像、现场监控录像、目击证人证言、报警记录等，以还原救助现场的真实情况。

　　再次，在遭遇诬告时，救助人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利。受助人捏造事实诬陷救助人的，救助人要敢于起诉，要求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必要时，救助人可寻求法律援助或检察机关的帮助。

　　面对因做好事引发的争议，如何更好发挥调解功能？对此，孟强表示，调解工作核心是“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合法自愿”。调解的本质是定分止争，而不是单纯的利益妥协、无原则的退让，所以调解中一定要避免“和稀泥”和“花钱止争”，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

　　一方面，调解员或者相关司法人员不能为了息事宁人而无视客观事实，更不能通过调解协议确认违法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应当强化调解过程中的说理，向当事人清晰阐明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及诉讼风险，让当事人基于对法律的预判做出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要完善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机制，对于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调解协议，法院在司法确认环节应予以驳回。为了避免“久调不决”或强迫调解，当事人还有权要求法院及时进行裁判。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何让民法典规定的这一制度发挥其规范功能？

　　孟强表示，民法典通过上述两个条款规定为见义勇为者提供了实体法上的保护。然而，从纸面上的法到行动中的法，尚有一段距离，要让制度真正落地，还需在程序法和社会保障层面进行配套完善。他建议，在诉讼中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考虑到救助人取证困难，可探索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或降低证明标准，由主张权利的受助人证明救助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从而减轻救助人的举证责任和诉讼负担。同时，加强裁判文书公开、强化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对恶意敲诈者依法予以惩戒，从源头上遏制“碰瓷”式索赔，让法律真正成为扬善惩恶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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