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记者 孙云

　　随着“虹口蒋女士”“徐汇邓女士”等典型案例的出现，意定监护成为不少市民关注的话题，在上海较早开展意定监护业务的普陀公证处、徐汇公证处等，公证员们用“井喷”一词来形容当前来咨询、办理的市民数量增长状况。

　　上月，《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关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参与见证老年人〈意定监护协议〉签订过程操作指引（试行）》等政策的出台，更是让大家熟悉了这一新名词。令人意外的是，意定监护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随着独居者的增加，中青年占比显著增长，一些高学历、高收入的“双高”人群也未雨绸缪，开始安排自己的下半生。

　　在办理意定监护的过程中，公证员、社会组织、属地街道和居委会等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见证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也感受着真情大爱。随着新政策的不断出台，意定监护的办理更有章可循，而正在酝酿筹备中的一批社会组织又将起到更加专业的托底作用。伴随着意定监护未来走向更加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业内人士相信，一些目前还是问题的问题，将来可能不再是问题。

　　上海诞生多个全国首例

　　虽然意定监护走进大多数上海人的视野是在近几年，特别是去年的“虹口蒋女士”和今年的“徐汇邓女士”事件先后出现，让更多人通过新闻报道知道了它，也直接推动了意定监护制度的完善以及在基层的实践，然而，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新鲜事物。

　　2012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条首次规定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赋予老年人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监护人的权利。这部法律发布实施没多久，上海就诞生了全国首例意定监护的生效案例。

　　上海对意定监护制度的地方立法、司法支持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2016年，《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老人为自己确定监护人，可以公证方式予以明确。

　　2019年，上海市公证协会颁布了全国首个公证机构办理涉意定监护类公证的指导意见。

　　2020年，全国首家以社会监护服务为业务范围的社会组织——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在闵行成立。

　　2021年，《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明确“本市支持专业性的社会组织依法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担任监护人或者提供相关服务”，为社会监护组织的成立提供了又一法律依据。

　　今年，全国首例“意定监护+信托”的养老新机制在上海落地。7月，上海又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老年人意定监护示范文本。此外，上海的基层法院还审理了多起意定监护、监护监督案件，其中，多起案件被选编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在全国予以推广。

　　全国首个生效的意定监护案例也诞生在上海。《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后的最初5年中，全国大约办理了约500件，上海占到总量的九成多，绝大多数都是由普陀公证处办理的。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作为这一领域的破冰者，先后累计已办理意定监护案例约1500件，包括全国首个意定监护案例、“八旬老人将300万元房产留给水果摊主”案例等。新民晚报今年4月28日头版头条发布报道《凡人有大爱 先捐500万再捐房产——上海老夫妇杜英荣陆苏英生活节俭却倾囊救助先心病患儿》，这是我国第一例由基金会组织全程受托进行意定监护并接受遗产捐赠的善举，也是在2018年由他办理的。

　　谁在办理意定监护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最早提出意定监护制度，最先考虑用意定监护保障自身权益的，首先是老年人群体，而且，越是老龄化程度高、老年人文化水平高的区域，需求就越大，所以上海的需求量在全国居于领先，而虹口、徐汇等中心城区的需求又在上海居于前列。同时，残疾人也是一个有较大需求的群体，其中，又以孤独症等智力和精神残疾人的老养残家庭为主。全国首个意定监护制度的受益者就是一名精神障碍患者，而不少上海孤独症患者的父母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以“信托+意定监护”模式，为自己去世后如何安排孩子的下半生提前筹划。

　　在意定监护逐渐为人所知的过程中，三桩标志性事件功不可没，它们就是从2019年开始沸沸扬扬延续了三四年的“八旬老人将300万元房产留给水果摊主”、2025年的“虹口蒋女士”和今年的“徐汇邓女士”三个案例。徐汇公证处主任潘浩对此有深切的体会：“每一次媒体的新闻报道，都是一次宣传。”这些典型案例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后，许多市民会“对号入座”，恍然大悟“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李辰阳也告诉记者，由于不少老人并不使用智能手机接触信息，所以在交流中询问他们是否知道“虹口蒋女士”事件时，他们往往会反问一句“蒋女士是啥人？”但是，提到被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反复报道多次、一度成为街头巷尾热议话题的“水果摊主”，往往十之八九都知道。此外，上文提及的上海老夫妇杜英荣、陆苏英办理意定监护并捐出所有存款和房产的爱心善举经新民晚报独家报道后，也起到了明显效果。几位老人“按图索骥”，先后找到普陀公证处，向李辰阳咨询同类情况。李辰阳说，这些没有近亲属的老人之前都有个“捐给国家”的模糊想法，但是并不清楚具体怎么捐、找谁操作，看到这篇报道后，不仅知道了怎么捐，还知道了可以先委托社会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提前做出安排，以免发生意外情况后措手不及。

　　有了这些引发普遍关注的新闻报道，公证员开展意定监护也更加容易了。以前，潘浩、李辰阳等不少公证员有一个普遍的感受：相比对自己晚年生活质量和身后事的安排，老人往往更重视的是财产分配，说白了就是会考虑把遗产交给谁，却忘了考虑把自己交给谁。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可以通过办理监护人委托声明公证，预先给自己指定未来的监护人，虽然当时没有意定监护这个词，但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前些年，如果公证员碰到来办理遗嘱公证的老人以及来办理继承独生子女财产的失独家庭老人时，主动询问他们是否考虑给自己办一个意定监护，老人往往一口回绝说“不需要”。对于公证员来说，“那感觉就像自己是在搞推销似的，其实，办理意定监护公证是按件收费，与财产金额没有关系，收费并不高。”

　　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普陀和徐汇两家公证处的办理量在上海居前，以徐汇公证处为例：在“虹口蒋女士”事件发生前，每周会收到一两件咨询，每月办理一两件，事件发生后出现明显增长，每天都会收到一两件咨询，每月办理七八件；“徐汇邓女士”事件发生后，数量更是倍增，每天咨询量增加到三四件，每月办理量增加到约15件。

　　办理人群的特征也更加多元化，不仅有一些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单身独居以及与子女不睦的老人主动咨询，一些中青年人也会未雨绸缪来办理，还有近亲属结伴来办理、抱团养老的。在徐汇公证处，年龄最小的委托人出生于1994年，办理时只有30岁出头，还有个别委托人的资产达到数千万元。潘浩说，这些高收入、高学历群体的主要驱动力是想通过意定监护，确保自己失能失智的生活水平不显著下降，例如，他们往往会明确要求晚年入住有品质的养老机构，有的还会进行“医疗预嘱”，明确罹患重病时不进行创伤性抢救。

　　据徐汇公证处统计，目前配偶过世或年纪过大不适合做监护人的无子女老人大约占到委托人总数的六成，还有三成左右是与子女不睦的老人，剩余一部分则是中青年。普陀公证处的统计也显示，咨询及办理者中，18-60岁人群的占比已经达到约1/2。李辰阳还注意到，尽管中青年目前总数尚不是主力，但是因为资讯收集能力较强、观念较新，所以咨询量不断增加，随着这一代独生子女群体逐步步入老年，预计10年后将会出现一个办理量的井喷，对于社会服务的承载能力也将是一个考验。

　　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在办理意定监护过程中，公证员们看到了许多人世冷暖，既有不少老人因子女定居国外无法赡养的，也有家庭不和导致中青年人不愿配偶担任自己的监护人，还有老夫妻被好赌的儿子逼得无处容身不得不委托孙子和前儿媳担任监护人的。但是，他们相信，尽管意定监护的办理数量逐年增加，法定监护肯定仍是主流，“意定监护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好家风还是要大力倡导！”

　　在2026年老博会“意定监护的制度创新与养老产业合规治理”法律专场活动中，潘浩在发言中提出，意定监护落地过程中具有四大高频难题：如何确保晚年托付，是老人百分百的真实意愿？如何杜绝监护权责模糊、履职失范的乱象？“如何解决普通协议效力薄弱、维权无门的困境？如何破解传统监护“重签约、轻监管”的长效漏洞？在上海市民政局7月发布的《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这些问题都有涉及。不过，意定监护的实践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和探索。

　　例如，认知普及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也需要完善。就拿新民晚报报道的杜英荣、陆苏英夫妇捐房案例来说，他们早在2018年就在普陀公证处公证下，签署个人遗嘱、意定监护协议和房屋买卖委托书，由华侨基金会担任意定监护方、遗产管理方及房屋买卖委托方，将所有存款和身后卖房所得全部用于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治疗。然而，老夫妻去世后，经咨询，房地产交易中心不接受当事人已过世的委托进行房屋买卖，基金会如果先把房产过户给自己，再交易给第三方，一进一出会产生接近售价七成的税费，有违捐赠人全额救助患儿的初衷。捐赠遗产在意定监护中并不少见，徐汇公证处正在办理的一起委托中就涉及到未来数千万元的遗产捐赠，所以，制度性的探索和保障应当引起重视，让捐赠人的爱心得到更充分的兑现。

　　当前，被监护人的权益保护较受关注，但监护人的权益同样应受到重视，有的监护人就向记者表示存在顾虑，担心别人质疑其动机、监护履职情况等，所以会放弃索取报酬。潘浩建议，一方面要加强释法说理，让受托人更加了解监护的内容和责任，另外，也可以给予一定报酬，让双方的权利义务对等。

　　又比如，在“虹口蒋女士”和“徐汇邓女士”事件中，托底的都是属地街道、居委和民政部门。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单身人士的增加，当类似情况在区域内同时发生多起，势必会给属地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带来很大挑战，因此，专业力量的发展迫在眉睫。

　　当前，全市各区都在酝酿成立开展社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总数可能很快达到20家。潘浩认为，随着意定监护委托人的数量增长，需要一批在陪诊、财务管理、医疗等不同领域具有专长的社会组织分工协作，共同开展全链条的服务。未来，还可能孕育一站式服务的专业组织，更好为有需求的市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