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是大口铜尊，下部是跪坐人像，中间以方形帽冠相连——这件独特的“组合”青铜器，就是2021年从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通高约115厘米，是迄今发现体量最大的一件。

　　它到底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各部分来自哪里？这种形象有何含义？学术论文《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关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给出了答案：尊在其他地方制造，人像和饰件是本地铸造，最后在三星堆组合成型。而顶尊跪坐人像的这种形象表达，既体现了对商文化的尊崇，又展现了三星堆的本土化改造，恰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缩影。

　　“三星堆青铜器的产地问题一直有争议，特别是容器类（尊、罍）是本地造还是外地造。”论文作者郭建波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成果为厘清三星堆与商文化、长江中游等地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科技依据，也揭示了古蜀文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如何通过改制和创新形成自身独特的青铜文明。

　　“尊”从哪里来？

　　科技手段层层“验身”

　　“我们对这件铜顶尊跪坐人像的研究，源于它是一件将原比例铜尊与人像组合的独特器物。”郭建波表示，“此前三星堆二号坑、七号坑也发现过顶尊跪坐人像，但都没有这种原大比例的尊。”这引发了团队浓厚的研究兴趣。

　　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件尊的圈足被截掉了约三分之一，然后才与人像组合。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改造？答案指向了来源问题。

　　为了弄清各部分的“身世”，专家团队对尊体、饰件、人像以及铸接处的铜液进行了系统检测。成分分析显示，所有部件均为铜锡铅三元合金。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尊体与饰件、人像和铸接铜液的铅料来源不同。

　　“最关键的证据是铅同位素。”郭建波解释，尊的铅同位素比值（异常铅值）略高于人像和饰件。而人像和饰件的铅同位素，与三星堆本地特有的器型（如人面具、立人像）非常吻合，所以推测这些本地风格器型是在三星堆铸造的，而尊类容器是外来的。

　　更有利的证据来自“泥芯”。铸造青铜器时，内腔会残留泥土（泥芯）。团队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对泥芯做了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分析，发现人像等本地风格器型的泥芯，与三星堆遗址的土壤元素吻合，而尊的泥芯却与本地土壤不符。郭建波说，“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结合工艺、铅同位素、铸接部位的分析，我们确认尊是外来的，人像和饰件是本地造，最后在三星堆组合成型。”

　　这项研究为解决三星堆青铜容器产地争议提供了坚实证据。“以往铅同位素和成分分析没有突破性结论，这次我们结合泥芯分析确认了结果。”郭建波总结，这为厘清三星堆与商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科技支撑，也揭示了古蜀文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通过“改制”和“组合”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青铜风格。

　　为什么要“改”尊？

　　源于文化尊崇与本地化创新

　　铜顶尊跪坐人像整体分为尊和人像两部分，尊肩颈部又附有三龙三牛饰件。这件奇特的“组合”文物，也引发一个疑问：三星堆能造出神树和各种复杂组合器，工艺上完全没问题。为什么不自己重铸一尊，偏要“改装”其他地方的尊？

　　郭建波认为，关键在于文化心理。“尊可能来自商文化中心，是赠予或颁赐的象征物，具有特殊权威。”三星堆人要保留这种权威，但又要融入自己的祭祀逻辑，所以选择了“改制”，既体现了对商文化的尊崇，又实现了本土化。

　　从工艺思想看，三星堆工匠通常有非常精密的设计，比如大神树、小神树，各种部件环环相扣，没有“改器”现象——也就是铸造好后再截掉、改装的情况。但这件顶尊跪坐人像，尊是截掉圈足后才与人像组合的。“说明尊在设计之初并非为了配合人像，而是后来才被拿来改造的。这也反向证明尊是外来的，不是本地预先设计的。”

　　这种“改器”行为，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交流？郭建波介绍，三星堆出土的尊里通常放海贝、玉器或小铜片，用来承载祭品。而在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尊主要是盛酒或盛食物的礼器。三星堆人把尊顶在头上，显然是赋予了尊极高的地位。

　　“这反映了他们对商文化（中原文化）的尊崇。尊、罍这类商式容器在三星堆有特殊地位，比如八号坑神坛上有‘背罍小人’，也是背着或顶着这类器物，说明他们很看重商文化。这种尊崇可能还带有某种从属或受赠关系的意味。”郭建波进一步解释，但同时，三星堆人又对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截掉圈足、替换饰件，融入自己的祭祀体系和神权观念，体现了文化认同与改造并存。

　　从这项研究结果足以见得，三星堆文明在文化交流融合中存在吸收创造。科技考古还原了这件铜顶尊跪坐人像的“身世”，也让人们看到了古蜀文明独特的生命力。

　　转自 | 四川发布客户端

　　记者 | 刘茜

      原标题：《三星堆最新研究成果：铜顶尊跪坐人像“身世”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