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峪口瓷窑址全景航拍图。 　　李  鹏摄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苏峪口瓷窑址清理作坊。 　　陈  瑞摄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苏峪口瓷窑址清理窑炉前面的操作坑。 　　郝雪琳摄

　　宁夏贺兰山深处，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工地上，数不清的残碎匣钵散落地面，考古人员仔细做着清理。“考古发掘已经告一段落，马上就要回填，我们再清理查看一下，看有没有其他文化遗存。”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执行领队柴平平说。

　　从2017年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已对这里连续9年开展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共清理出8座窑炉、6组作坊、9处盛放瓷土遗迹、5处辘轳遗迹、5处加工石英遗迹、30余处研磨石英遗迹，被确认为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2026年，苏峪口瓷窑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砂石缝里，这群考古人用双手一点点拂去尘埃，让尘封近千年的西夏官窑瓷器窑场重见天日。

　　挑战，从挖下第一铲开始

　　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听说，有人在贺兰山深处看到不少瓷器碎片。而此时，西夏陵出土的白瓷来源还不清楚，他当即有了考古调查的想法，便带着考古队员柴平平、白婷婷等人，开始了调查。

　　一开始，他们按照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方法，在贺兰山东麓区域一条条沟壑仔细排查，一块块台地认真查看。终于，在苏峪口一处台地上，发现了大量匣钵瓷片，也就是烧制瓷器时用来装盛坯件的耐火容器。后续调查过程中，他们仅在地表就发现了13座窑炉，当即做了登记。

　　2018年，团队完成三维测绘后，初步判断这处窑址价值巨大。“这里可能是曾经的瓷窑遗址，而且和西夏有关。”朱存世说。但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瓷窑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窑炉的形制特征、装烧技术、制瓷工艺究竟如何？这一切，必须通过正式发掘来证实。

　　真正的挑战，从挖下第一铲时开始。

　　贺兰山的地层全是沙子与石头。“考古刮面就是挑战，刮一天下来，胳膊酸得不行。”柴平平说。但最大的挑战还是地层线的辨认。沙子不像黄土那样容易划分边界，考古人员必须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细腻的观察力，才能一点点理清地层的叠压关系。

　　“这是团队第一次发掘瓷窑址，也是第一次面对贺兰山的斜坡堆积。刚开始大家都不敢往下挖。”柴平平坦言，“面对斜坡堆积和砂石地层，我们进度很慢。在发掘过程中，遇到问题，就随时讨论、局部解剖，逐步推进。渐渐地，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砂石地层的发掘方法。”

　　除了地层辨认，缺乏史料也是一道难关。目前，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窑址的记载，对其性质的认定、各功能区的划分，只能通过考古调查和与高等级遗址出土瓷器的检测分析比对来完成。“比如，清理出来的瓷土加工场所、石板铺砌的地面等，大家推测是练泥用的。随着清理深入，才慢慢梳理清楚它们的具体功能区。”柴平平说。

　　面对重重困难，团队积极引入现代科技手段。三维扫描、无人机摄影测量等新技术全程跟进，确保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长达9年的考古研究中，团队逐渐理清了窑场的格局、瓷器的烧造工艺以及窑业的兴衰脉络。

　　“窑址出土了多件戳印‘官’字款识的匣钵，98%以上是精细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温润如玉。这些瓷器的胎釉特征，与西夏陵、皇家寺院等高等级遗址出土的器物高度契合，基本可以证实这是一处西夏皇室的御用窑场。”柴平平说，“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天盛律令》中‘官作’手工业的实物空白，首次确认了西夏官窑遗存，补齐了中国陶瓷史和手工业发展史的一处短板，也为西夏历史文化和民族交融研究提供了实证。”

　　坚守，风雨浇不灭心底的热爱

　　苏峪口瓷窑址的发掘，不仅考验技术，更磨炼意志。

　　要去考古现场，得先从贺兰山入口驱车半小时，再下车步行，爬坡翻过一个小山包。四周是高大的石头山，手机没有任何信号。面对这种情况，考古队员陈瑞说：“无人打扰，反而能更专注地投入工作了。”

　　但让人头疼的，是贺兰山变幻莫测的天气。“山里的天气阴晴不定，前一秒还艳阳高照，下一秒就可能刮大风、下大雨，甚至飘大雪，不是晒得满头大汗，就是冻得瑟瑟发抖。后来，哪怕夏天来上工，大家也都带着厚外套。”陈瑞说。

　　她回忆起一次惊险的经历：“有一次我们感觉天色不对，要下大雨，赶紧招呼大家下山。我们刚开车经过一个涵洞，山洪就猛地冲下来，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怕。”那次山洪过后，队员们清点设备时发现一台全站仪被泥水浸泡，但没人抱怨——大家庆幸的是人都平安。陈瑞摸着袖口磨破的毛边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每一步都踩实。”

　　天气变幻莫测、风沙侵袭、没有遮挡，这样的日子，对考古队员来说是常态。他们每天一早来到工地，便一头扎进发掘工作，直到天黑才收工。贺兰山的冬天漫长而寒冷，适合考古的时间窗口很短，他们争分夺秒，不敢浪费一天。长年累月的野外作业，让每个人的皮肤都变得粗糙黝黑。

　　然而，团队却保持乐观的心态。中午回不去，大家就席地而坐，端着盒饭吃。吃完饭，索性就地一躺，在石头上打个盹儿。陈瑞笑着说：“当自己亲手挖掘出一个刻着‘官’字的匣钵时，那份喜悦是无法替代的。”

　　如果说野外发掘是体力的考验，那么整理瓷片则是耐心的修行。大量碎片颜色相近、手感相似，只能靠细心和耐心慢慢比对。今后几年，团队很可能都要沉浸在出土瓷片的整理研究中。

　　“家人有时也想不通，怎么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在工地上。”陈瑞说，“说到底，还是因为热爱。看着大家一点点把这个窑址揭露出来，还原出历史的模样，那种激动没法用语言形容。”

　　9年过去了，这支考古队有过人员更迭，也有人始终坚守。他们习惯了贺兰山的风沙，也练就了在砂石地层中精细挖掘的本领。

　　创新，让回填不仅是“掩埋”

　　遗址发掘完成后，通常需要进行回填以保护本体。但若只是简单回填，地表恢复原状，公众便再难有机会感知苏峪口瓷窑址的真实样貌。为了让这段历史不被“埋没”，团队成员反复琢磨办法。

　　“最终，我们遵循‘最小干预’和‘可逆性’原则，设计出了一套既符合保护要求，又能让公众看得见、看得懂的创新展示方案。”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谷天骄，在本次考古发掘中主要负责遗址的回填保护工作。

　　具体怎么做？首先，团队在遗址本体上实施传统回填保护，将窑炉、作坊等遗迹妥善覆盖。但这次多了一个巧思——在回填材料与遗迹本体之间增加一层隔离材料。有了它，日后若想恢复发掘面原貌，只需完整揭开封土即可。

　　此外，考古团队还在回填层之上竖起标识牌，用线条在地表勾勒出窑炉的形制和范围。观众站上去，低头便能看清脚下的窑炉。为了让画面更鲜活，他们还将发掘出的残碎匣钵回填至地表附近，上面覆盖不锈钢铁丝保护网。看着这些匣钵碎片，再配合讲解，观众便能直观理解当时的瓷窑面貌。

　　“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也下足了功夫。”谷天骄介绍，贺兰山风大雨多，还有野生动物时不时来“串门”，团队对此做了充分准备。他们顺着自然地势修建泄洪沟，避免雨水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在窑炉顶部搭建彩钢大棚，对重要墙体加装不锈钢保护网。为了让大棚与周边环境更协调，棚顶特意铺设了与周围地貌一致的砂石，远远望去，大棚仿佛与山体融为一体。

　　朱存世说，下一步，团队将会对这几年发掘出土的上百万件瓷器、窑具等文物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形成学术报告。整理完成后，将举办专题展览，向公众展示苏峪口瓷窑址的最新成果。“我们会一步步来、一点点干，把每一块瓷片背后的故事掰开、揉碎，让西夏白瓷的千年记忆，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他说。

　　作者：本报记者  焦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