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湖南省南县茅草街镇灵官洲村的一场婚礼在网络刷屏。新娘廖娇的父亲廖琰军当场退还新郎李平18.8万元彩礼，只留下100元寓意吉祥。

　　退下的彩礼，在婚后帮助小两口跑出了幸福生活的“加速度”——如今，廖娇已回到浙江杭州安心工作，李平还清外债后把剩余资金投入水产生意。

　　引起热议的“退还18.8万元彩礼”事件，与益阳多年来深耕移风易俗的做法密切相关。而益阳的工作成效，也是我国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成果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标本兼治，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着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推动群众婚嫁负担显著减轻，相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中央一号文件8年7次点名

　　“一动不动万紫千红”“谈钱伤感情，不谈钱没感情”……人们一些耳熟能详的顺口溜，道出了我国部分农村地区高额彩礼现象背后的尴尬处境。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自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7次提到农村高额彩礼问题，表述从“治理”“专项治理”“综合治理”再到“持续整治”，体现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治理决心。

　　近年来，为有效遏制农村高额彩礼等婚俗陋习，国家多部门协同施政。民政部设立多批婚俗改革实验区，倡导文明婚俗；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和一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农业农村部牵头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民政部为适婚青年搭建婚恋平台、举办交友活动。

　　各地也摸索出一些办法，取得显著成效。江西指导省内各地完善村规民约，发挥好红白理事会等组织作用，推动基层自治；山东省武城县整合优质资源，针对响应婚事简办的新人，推出价值累计高达12万元的集成优惠政策；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金积镇大庙桥村制定群众广泛认可的村规民约，明确“彩礼限高、婚事简办、宴席从俭”等具体标准。

　　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对于这一表述，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感触颇深。“近些年来，随着人员流动量增加，跨省婚姻日益普遍，而现行治理仍停留在县域甚至村域层面。单靠一村、一镇、一县甚至一省的单打独斗，会削弱相关政策效果。治理农村高额彩礼，必须加强相邻省市之间联动治理。”

　　近年来，已有不少地方先行探索省际联动治理。

　　山东省阳谷县与河南省台前县、范县三地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业农村、民政、司法行政、团委、妇联等部门参与，形成移风易俗共建共治联合体，“彩礼不超8.8万元，婚宴标准一桌200元”，逐渐成为当地群众共识。

　　山东省济宁市针对省际毗邻地区高额彩礼治理难点，创新探索“跨区域协同、全链条治理”新模式。面对微山、鱼台、金乡三县与江苏徐州毗邻区域存在的“彩礼省际微差”“攀比效应”等突出问题，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通过建立联合机制、强化文化浸润、激活基层效能，有效遏制了高价彩礼蔓延势头。

　　制定村规民约明确彩礼标准

　　“以前比阔气，现在比家风。”江西省新干县神政桥乡下官田村村民理事会会长孙建儿说，在村里，红白事宴席不超过10桌，彩礼不超过6万元，份子钱不超过100元，“这些都是村民代表大会一条条议出来的，谁都得遵守”。

　　2023年起，新干县在全县134个行政村制定村规民约，将高价彩礼等陋习细化成负面扣分清单，与美德积分挂钩，每季度张榜公示。新干县文明办负责人介绍说：“我们要让‘不要彩礼’‘低彩礼’成为光荣榜上的常客，让攀比者上黑榜、丢面子。”

　　近年来，多地将彩礼问题写入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加强自我管理，推动宴席、彩礼、人情支出大幅减负。

　　吴忠市白寺滩村将彩礼上限不超过8.9万元、礼金不超过500元等“利八条”核心内容纳入村规民约，由红白理事会监督执行，推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成为村民自觉行动。

　　山东省潍坊市多地以村规民约修订为切入点，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将“软指标”变成“硬约束”。山东省莘县全面完善村规民约，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明确彩礼倡导性标准、酒席规模、随礼标准等具体条款，让行为有遵循、落实有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