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法国国民议会近日全票通过文物归还法律草案，中国前驻法大使孔泉并未沉浸于“国宝即将大批回归”的乐观想象，反而冷静指出：“全票通过”不等于“畅通无阻”。

　　孔泉大使递交国书

　　全票背后，仍有缺席

　　“一定要警惕‘全票通过’的说法。”孔泉拆解了法国政治的微妙之处：国民议会577席，当日仅170票赞成。面对极具争议的历史遗留问题，许多议员可能选择用缺席代替反对。“这说明法律草案远未到高枕无忧的阶段。”

　　孔泉指出，该法律草案本质是法国政府回应非洲前殖民地诉求的产物。近年来，非洲国家强烈要求归还殖民时期被掠夺的酋长头骨、祭祀圣物等具有精神象征的物品。法国试图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来回应，此次法律草案正是其中一环。

　　但这套体系在触及中国文物时，就显得尤为复杂。法国既是文物大国，也是全球重要的文物交易中心。若全面启动归还机制，许多公私博物馆将因此“伤筋动骨”。因此，法律草案设计了“双重保险”：不仅需与申请国建立联合科学委员会审核清单，还需通过法国国内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评审。

　　尽管如此，孔泉仍肯定其具有一定进步性：首次在法律层面松动公共馆藏“不可转让”原则。法律草案若最终通过，等于在法律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法国国内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公约有了对接可能。

　　其次是时间窗口的划定。国际公约通常对文物追索设有一定时效限制，这对久远年代的流失文物极为不利。新法律草案将1815年至1972年间的文物纳入考量，理论上覆盖了殖民与战争掠夺的高峰期。

　　青铜器与龙门残佛

　　从外交一线转向专注文物追索，孔泉最开始的醒觉，还要回到巴黎。

　　1996至1999年任驻法使馆公使期间，一次中国青铜器展令孔泉印象深刻。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步入展厅，认真观摩第一件青铜器后，就开口问中方团长：“这件青铜器是二里头几期的？”此问一出，连专家都被惊到。因为若不是研究青铜器的考古学家，很难说出“二里头几期”如此专业的概念。

　　“希拉克和我们讲过多次，他中学时常泡在法国吉美博物馆看亚洲文物。我深切感到，这些流失珍宝既是屈辱的印记，也是西方认知中华文明最直观的窗口。”孔泉说。

　　而直接促使他投身文物追索事业的瞬间，则在洛阳龙门石窟。“很多佛像身首异处。”当孔泉站在石窟前看到如此景象，“那种冲击难以言表。”

　　龙门石窟以其数量、规模、题材和雕刻蜚声中外，但同样存在着破坏、盗掘和偷运。据统计，单是石窟集中的龙门西山被盗痕迹就达780多处。

　　当孔泉现场询问著名的佛首去向，得知其陈列在大阪某博物馆，且官方是否曾正式申索竟成谜时，一种紧迫感在他心里油然而生。“每一件珍贵文物流失，都应有一条清晰的法律申索链，而不是笼统的呼吁。”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对外友好界委员集体提交了《关于逐步完善海外流失文物追索体系和机制的提案》，孔泉牵头做了大量工作。

　　提案中统计道，虽然我国建立的打击追缴走私文物联合机制遏制了盗墓走私的猖獗势头，但对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掠夺等非法手段而流失海外的大量珍贵文物，追索却鲜有成果。

　　上不负祖先，下无愧子孙

　　百余年来，大量中国文物因为战争掠夺、盗掘、走私、不正当贸易等不法途径流失海外。如今，这些文物多数收藏在公、私博物馆或私人收藏者的手中。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面对如此体量，法国法律草案即便通过，也只是沧海一粟。”孔泉说。

　　但他依然视其为风向标。“若能以此为契机，在一些个案上取得实质突破，将形成示范效应，尤其对日本等国构成舆论压力。”孔泉强调，日本私人收藏规模远超公立机构，且隐匿更深，追索难度极大。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更是民族血脉的载体。”孔泉说，让它们回归故土，不仅是民族的期盼，更是对历史的交代。我们需要的是法律工具箱的完善、个案攻坚的耐心，以及永不熄灭的信念。

　　“十四五”期间，537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到祖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回归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外交谈判和法律合作主动追索回来，而不是靠商业回购。孔泉认为，近年来国家在追索文物上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

　　未来可以做得更多。他主张建立国家级数据库——“天涯寻宝”网站，发动民间力量在全球“普查”摸底。更重要的是，推动对每件重点文物发出正式且具法律效力的“申索要求”。

　　在孔泉看来，目前较为现实的做法是，从小件物品的归还开始，由小到大，积少成多，“哪怕这一代无法全部迎回，也要把法律链条补全，为后人留下可循的‘路标’。”

　　这，注定是一场跨越代际的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