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心泉

　　□ 张燕

　　如果说“父母吵架”是显性的战火，那么离异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长期消失”，则是隐性的荒原。在心理学实务中，这种缺失被称为“父职缺失”或“情感遗弃”，它对孩子人格形成的杀伤力往往更为持久且难以察觉。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批“家庭教育指导令”典型案例中，“杜某乙诉杜某甲探望纠纷案”不仅是一场关于“探望权”的法律诉讼，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利用法律刚性穿透心理防御、修复断裂12年亲子纽带的生命重建工程。本案深入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如何赋予司法机关权力，去纠正那些以“权利”之名行“遗弃”之实的监护失职。

　　2011年，卢某与杜某甲离婚，约定杜某甲每月探望尚在幼年的儿子杜某乙一次。然而，离婚后的12年间，父亲杜某甲从未探望过杜某乙，甚至逐渐断绝了所有联系。杜某甲对此解释为“婚姻伤害带来的逃避”以及“担心影响再婚家庭稳定”。

　　如今，杜某乙已步入青春期，他在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父爱渴求”，并因长期父爱缺失在社交中产生自卑与回避心理。杜某乙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父亲履行探望职责。法院经审理认为，探望不仅是权利，更是父母履行抚养、教育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依法对杜某甲予以训诫，签发《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定期探望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在司法机关、妇联及青少年社工的协同干预下，这对断联12年的父子顺利实现了“心理破冰”。回访显示，目前父子关系融洽，孩子学业成绩稳步提升，青春期表现良好。

　　心理学深度剖析：长期“父职缺失”对青少年的隐性创伤与代际风险

　　在心理学界，有一个沉重的术语叫“父亲饥渴”（Father Hunger），用以描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父亲角色严重缺位而产生的情感匮乏。杜某乙的案例是这一心理现象的典型写照。

　　1.身份认同的空洞与“社会镜像”的破碎。根据艾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青春期是个体建立“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期。在孩子的成长中，父亲往往代表着“外部世界”的“规则”与“力量”。父亲的缺席，使孩子在应对以学校及师生关系为代表的外部世界时出现了巨大的“认知空洞”。杜某乙在庭审中提到“每次同学提起父亲情况都在回避”，这说明他不仅缺失了父亲的陪伴，更缺失了一个可以引以为傲的“社会镜像”。这种羞耻感会转化为深度自卑，影响其未来的职业成就动机与人际信任。

　　2.“被拒绝”产生的敌意归因偏见。当父亲以“再婚稳定”为由拒绝探望时，孩子接收到的潜台词是：“我不重要，我是多余的，我被抛弃了”。这种被拒绝的经历极易让青少年产生“敌意归因偏见”，即认为世界是不公平、冷漠甚至带有敌意的。许多罪错少年最初的心理防线崩塌，正是源于对家庭支持系统的绝望。

　　3.监护人防御机制的“伪合理化”。杜某甲将不探望归因于“婚姻伤害”。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隔离”与“合理化”防御机制。他通过隔离对孩子的责任，逃避离婚带来的挫败感。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成人将自身的心理防御成本转嫁到了孩子身上。

　　依恋理论视阈：为何“寻回父亲”是青春期的刚需

　　从心理专业角度看，杜某乙即便12年未见父亲依然提起诉讼，这背后隐藏着人类最基础的“依恋本能”。

　　1.依恋损伤的“迟发性反应”。杜某乙在童年期可能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状态，但进入青春期后，随着抽象思维的发育，他开始审视自己的生命来源。这种“寻根”的冲动是建立完整自我的必要过程。如果此时无法获得父亲的反馈，这种依恋损伤可能演变为持久的人格缺陷。

　　2.“替代性角色”的局限性。虽然母亲卢某尽到了抚养职责，但从性别角色发展的角度看，父亲提供的“规则感”和“探索支持”是母亲难以完全替代的。父亲的缺席往往导致孩子在面对社会竞争时缺乏足够的底气，或者表现出过度的补偿性攻击行为。

　　3.破除“父亲不重要”的认知误区。本案对于许多“隐形父亲”具有震慑作用。很多家长认为“只要给了抚养费，孩子有妈管就行”。心理学数据则有力反驳了这一点：父爱缺失的青少年在成瘾行为、早恋以及攻击性行为上的风险比例远高于正常家庭。

　　法理破局：从“探望权利”到“监护义务”的内涵重构

　　长期以来，社会普遍认为探望权是权利，既然是权利就可以放弃。本案的核心法学意义在于，通过司法判决和《家庭教育指导令》，重申了探望作为“法定义务”的强制性。

　　1.打破权利滥用的“法治重锤”。民法典及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探望是履行这些义务的必要途径。法院对杜某甲的训诫及签发指导令，实际上是在宣告：监护责任不因婚姻状态改变而免除，更不因监护人的主观意愿而消灭。这为解决“离异后单亲缺失”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理支撑。

　　2.专业介入下的“心理缝合术”。本案引入了青少年社工协助探望机制。对于断联12年的父子，直接会面极易产生二次创伤。社工作为“专业中介”，通过心理疏导与环境预设，为父子创造了一个安全的“过渡性空间”。这种“司法+社工”的模式，体现了家事审判中“修复性司法”的智慧，实现了从“冷冰冰的判决”到“暖洋洋的回归”。

　　3.机制创新：线上线下联动的帮教体系。值得关注的是，该法院与区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合作，开辟了“为爱而学”线上学习模块，要求当事人通过结业考核。这种“数字法治”尝试，确保了家庭教育指导不再流于形式，而是通过结构化的课程，重塑监护人的养育价值观和沟通技巧。

　　专业建议：给所有离异/重组家庭的“心理避雷指南”

　　作为长期从事家庭教育的心理工作者，我经常发现，很多家长并非不爱孩子，而是不知道如何处理离异后的复杂关系。以下是基于本案深度分析给出的专业建议：

　　1.建立“亲子责任”的独立防火墙。无论上一段婚姻结束得多么不愉快，请务必在心理上将“夫妻矛盾”与“亲子关系”彻底切分。孩子不是上一段婚姻的“遗留负资产”，而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拒绝探望，本质上是在用孩子的未来为成人的错误买单。

　　2.警惕重组家庭中的“角色排斥”心理。本案中杜某甲担心的“影响再婚稳定”。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能够妥善处理前婚子女关系的家长，在现任家庭中往往展现出更强的责任感和解决冲突的能力。逃避过去，只会让现任配偶看到你处理复杂问题时的软弱与自私，反而不利于家庭稳定。建议与现任配偶开诚布公，争取对方的理解与支持，将探望行为透明化、常态化。

　　3.跨越“生疏感”的阶梯式沟通。断联时间较长的家长，在恢复探望初期往往会有“近乡情怯”的尴尬。建议：第一步：非接触式联络。先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建立日常链接，关注孩子的兴趣点。第二步：平行活动。初次见面可以选择在游乐场、博物馆等有“第三方客体”的地方，通过共同参与活动减少直接对视的压力。第三步：建立心理契约。承诺的探望时间务必准时，这种“可预测性”是修复孩子安全感的关键。

　　4.警惕“门卫效应”（Parental Gatekeeping）。在离异家庭中，直接抚养的一方有时会因为怨恨而阻碍另一方探望，这在心理学上称为“门卫效应”。虽然本案中卢某支持孩子，但广大家长应引以为戒：剥夺孩子获得另一方爱的权利，最终受损的是孩子的人格完整性。

　　杜某甲的“回归”，并不单纯是一次法律义务的履行，更是一次迟到的“补课”。通过《家庭教育指导令》，法律扮演了“严父”的角色，强制性地纠正了监护人的行为偏差；而社工与心理机制的引入，则扮演了“慈母”的角色，温柔地缝合了孩子心中的裂痕。

　　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在处理此类家事案件时，其目的已不再仅仅是判别是非，而是通过职能的延伸，去修复那个因为成人失职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微观生态。当司法能够精准地识别出那些被掩盖在“私权利”下的“真需求”，并辅以专业的心理支持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从“物理层面的判决”向“生命层面的救赎”飞跃。

　　（作者系心领航心理成长中心学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