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邵南 林雪原 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编者的话：今年3月11日是日本福岛核事故15周年。本月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理事会上，中国常驻IAEA代表李松大使指出，福岛核事故看似天灾，实为人祸，暴露出日本核安全监管体系的严重缺陷。日本在核事故后采取的措施大多只是扬汤止沸，实际效果十分有限，东京电力公司等核电企业诚信缺失、欺瞒造假、放射性泄漏等案例仍层出不穷。15年来，日本政府显然未对福岛核事故进行彻底反思。在事故责任追究不足、核安全监管体系漏洞重重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便急于重新发展核动力应用，甚至频频试探突破核军事力量限制，让民用核电与潜在军用核能力的边界越发模糊，这种危险动向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警惕。

　　安全事故与违规操作不断

　　今年1月21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重启了位于新潟县的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机组。柏崎刈羽核电站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核电站，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一直处于停运状态。事实上，这次重启已是延期后的结果——早在试验阶段，东电就发现该机组用于调节反应堆输出功率的控制棒有关功能存在至少88处设置错误。紧急核查并重启后仅一天内，警报突然响起，机组再度关停，直到2月9日再次重启。

　　这一波折不断的核电站重启进程引发当地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与深切担忧，抗议者在东电总部前举办了多场示威活动。一名抗议者直言：“我反对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东电公司至今仍有很多掩盖、隐瞒、欺骗的行为……我们绝不会放弃反对重启的行动。”

　　据相关调查披露，1977年至2007年，东电在对下属核电站13座反应堆总计199次定期检查中，存在篡改数据、隐瞒安全隐患及事故的行为。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1978年发生的临界事故，东电一直瞒到了2007年才公布。2000年，有内部举报揭露东电隐瞒反应堆管道裂痕长达8年之久。2011年核事故后，东电虽早已掌握堆芯熔毁的事实，却故意用“堆芯损伤”一词加以掩盖。东电在事故后还曾长期宣称没有新的核污染水被排入海洋，直到2013年才在舆论压力下被迫承认。

　　近些年，东电的风险隐瞒和管理混乱仍在持续。2021年，福岛核污染水储存罐发生泄漏，直至被媒体曝光后，东电才承认。2024年2月，福岛核电站因操作失误泄漏5.5吨核污染水，东电却声称“对厂区外无影响”以淡化影响。去年11月，柏崎刈羽核电站被发现存在多项管理漏洞，包括工作人员违规复印并留存涉核材料机密文件、核安全机密文件被误交给承包商、一些工具未经合规程序被带入核电站内部等，然而这些没能阻止该核电站通过重启检查。

　　日本业内专家指出，此类事件表明，日本核电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仍面临挑战。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关问题往往通过内部举报或事后调查才被发现，也使日本核安全监管体系再次受到质疑。

　　监管机构与核产业形成“核电村”

　　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虽成立了独立核监管机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还采用了新的核安全标准，但此类措施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核安全监管体系至今仍存在诸多漏洞。

　　第一，监管机构独立性严重不足，与政府部门存在密切利益关联。早在东电本世纪初被爆出造假丑闻时，日本媒体和学界便常用“核电村”一词来形容围绕核电产业形成的利益网络，该网络覆盖政府部门、电力公司、核电设备企业、研究机构及相关政客，他们通过“旋转门”机制、学术依赖、政治献金形成利益绑定和相互庇护，导致安全标准弱化、监管失效、公众信任下降。事故发生后，原本为应对“核电村”问题而设立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行使核设施安全审查、核事故应急处置等职能的“独立政府机构”，实则设在日本政府环境省之下，无法真正实现独立运作，其检查结果和结论常常受到政府干预，导致其权威性与公正性难以得到认可。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首任委员长田中俊一此前曾担任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副理事长，而委员会事务机构原子能规制厅的干部也大多出身于核安全行政体系。这让外界对核监管机构与核产业之间的关联产生担忧。

　　第二，监管机构缺乏主动性，对核电企业的监管执行不力。张军社告诉记者，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没有完善的深入现场核查机制，对核电企业的检查主要依赖企业自查自报，而以东电为代表的核电企业长期存在诚信缺失问题，往往试图对安全问题遮遮掩掩、大事化小，所以仅依靠企业自查根本无法达到监管效果。

　　第三，新引入的核安全标准落后于国际标准。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2013年制定了新的核安全标准，当时的政府称其为“世界最严格的核安全标准”。然而，张军社指出，日本的核安全标准当下看来较为滞后，部分核电站的设计标准未能与国际最新安全标准同步，且存在明显差距，例如反应堆外壳的抗温、抗震能力等关键指标，均未能完全达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要求。

　　“重返核电”不仅仅为了能源安全，更有军事意图

　　国际环境组织FoE Japan今年发布报告《福岛的现状与能源的未来》称，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一度停止运行全部核电站，涉及共54座核反应堆。而截至今年2月，日本33座可运行核反应堆中有15座已重新启动。与此同时，日本还在推进更多核电站机组的审查与重启，日本重工业企业的核电业务也呈增长趋势。

　　日本时事社3月11日报道称，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当时执政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宣布，将“投入所有政策资源”，力争在2030年代实现“零核电”。然而，2012年底自民党和公明党重新执政后，又将政策转向推动核电站重启。去年以来，日本政府更是大力推进“最大限度”利用核电的政策。

　　日媒对政府极力推动“重返核电”计划给出的原因是实现能源安全。日本长期依赖进口天然气和石油，近年来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导致能源市场波动，加快了日本核电站的审查和重启进程。当下，日本可再生能源增长乏力——太阳能发电厂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受到诟病，海上风电项目也因三菱商事的退出而受挫，政府不得不重新招标。

　　日本一直试图以“实现乏燃料（在反应堆堆芯内受过辐照并从堆芯永久卸出的核燃料——编者注）再利用”为由推进核燃料循环商业化、常态化。自1999年以来，日本一直在储存大量乏燃料，等待位于青森县六所村的核燃料后处理厂和MOX燃料制造厂投运。日本还将乏燃料运往法国等地进行后处理，以获得大量分离钚。虽然技术对日本来说已不算难题，但相关工厂的投运面临阻力。比如六所村的核燃料后处理厂于1993年启动建设，原计划1997年完工，但因成本超支、难达到安全标准，竣工日期被多次延后，2020年该厂通过安全审查后又遭到各界强烈反对声浪，目前预计将于2026财年建成投运。

　　FoE Japan于3月5日就福岛核事故15周年发表声明，提出了多个相关的严重问题：一是15年过去了，东电经营层的责任仍未被追究，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机组却已重启；二是6所后处理工厂已27次延期，乏燃料后端处置和最终处置问题至今无解；三是福岛事故处理费用估算已达23.5万亿日元（约合1.02万亿元人民币），但仍未包含部分放射性废弃物处理成本；四是政府通过融资、担保等制度安排，把核电维持和新建成本进一步转嫁给公众。声明还指出，对核污染水排海和核事故污染土再利用提出质疑的人正被贴上“制造负面舆论”的标签，公共讨论空间受到压缩。

　　日本核工程专家、京都大学核反应堆实验所原助理教授小出裕章在采访中指出，日本政府长期坚持“核燃料循环”路线，这不仅仅为了能源安全，更为了保有核开发能力。核燃料后处理和高速增殖炉体系能让日本持续获得钚，而高纯度钚本身就具有敏感的军事属性。当下，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核政策上释放危险信号，公然暗示可能突破“无核三原则”，这正是对小出裕章分析的印证，更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对核武器的觊觎之心。

　　日本政府别有用心引导“核风险记忆淡化”

　　今年1月8日，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和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联合发布《日本右翼的核野心：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日本已具备在短时间内实现核武装的技术能力和经济能力。不少国际核专家都将日本视为“潜在核武装能力国家”。

　　该报告指出，日本的核武能力体现在多个维度。一方面，日本核工业能力较强，能够依托现有技术和设施生产武器级钚材料。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成员国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钚且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可能已秘密生产出武器级钚材料，国际社会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日本囤积远超民用核能实际需求的钚，敏感核材料供需长期严重失衡。日方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日本囤积的分离钚材料总量已经达到44.4吨。这远远超过了其民用核能发展的实际需求。

　　福岛核事故已过去15年，但日本政府显然尚未进行彻底的反思。张军社表示：“当下，日本社会部分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核风险记忆淡化的现象，这与日本政府一系列别有用心的引导密切相关：一是长期隐瞒核风险信息，导致民众缺乏准确认知基础；二是淡化核事故影响，炮制核事故‘已得到控制’的虚假叙事；三是执意推动核污染水排海，企图通过消除可见的核污染痕迹来弱化核事故遗留影响；四是片面宣传核能在能源安全与低碳发展中的作用，降低民众对核风险的警惕。”

　　日本政府对事故责任追究不足，对核安全监管体系的诸多漏洞熟视无睹，在此情况下，却还急于重新发展核动力应用，甚至频频试探突破核军事力量限制。张军社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种做法与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战败国的身份完全不符，更是与日本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专守防卫”政策背道而驰。他说：“日本有这样的企图，本质上是对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原因缺乏深刻反省，忘记了当年遭受核打击的根源正是其自身的军国主义侵略行径。一旦日本放松限制、真正拥有核军事力量，不仅意味着军国主义的复活，更可能让日本再次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这对亚太地区而言将是一场灾难，应当引起亚洲各国及亚洲人民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