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立足田野  叩问古今（考古中国）

　　——解析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

　　山东青岛市琅琊台遗址出土的龙纹空心砖局部。

　　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玦形玉龙。

　　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墓群出土的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

　　河南新郑市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塑。

　　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穿孔装饰品。

　　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东区墓地的大型墓葬。以上图片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对石制品原料做热处理的炉灶，为东亚首次发现，加之早期陶器已经在少数地区出现，说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发明的有控制性用火，至此已经迸发出文明的火花，中华文明探源，应该向更久远的历史纵深推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入选的考古新发现，包括河北阳原县新庙庄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新郑市裴李岗石器时代遗址、河北张家口市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青铜时代遗址、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6个项目。这些新发现，不断解决着重大学术问题，为历史文献记载提供实证，丰富我们对古人类发展的认知。

　　新庙庄遗址位于被誉为“旧石器考古圣地”的泥河湾盆地。遗址发现距今12万—1.3万年的6期遗存，包含石片石器、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石叶、小石叶、细石叶等石器技术，构建起贯穿晚更新世的文化序列。其中，小石叶技术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2号地点发现的小石叶技术距今4.5万—4.2万年，为华北乃至东亚最早。莫斯特石器是首次在华北地区被发现，意味着尼安德特人群可能到达或影响中华腹地。5号地点出土的数量丰富、质材多样（尤其是海洋性动物骨骼材料）的穿孔装饰品，不仅是当时人类审美追求的物证，还蕴含当时古人群远距离贸易、手工业专门化、社会分层与复杂化等多方面信息，与复杂用火遗迹、精美石器一道，预示一场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技术与社会革命即将发生。

　　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分布范围广、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对裴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下层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为探索中原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遗址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陶塑，主要为人物及动物形象，其中的人面獠牙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之一，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神面形象的源头之一。对出土的陶质小口尖底瓶的检测，发现了采用水稻为原料的红曲霉发酵技术进行酿酒的证据，为探索仰韶文化尖底瓶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庙庄和裴李岗两个遗址，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进行过多次发掘，如今，新一轮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揭示出多个新地点和前所未有的材料与信息，使老遗址再次焕发出新活力。这也提醒我们：在新的学术理念和科技手段支撑下，一些早期调查、发掘、研究过的区域或遗址，可能仍具备以前未能认识到的学术价值。

　　红山文化晚期人群为何在辽西地区突然失踪？他们迁徙到了何处？长久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终于解开了谜团。碳14测年显示，郑家沟遗址1号积石冢年代距今5100年至4800年，遗物既保留了红山文化典型元素，又兼具本地特色，可能代表了红山文化向西南扩散过程中与张家口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对1号积石冢出土的24例人骨的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表明，郑家沟人群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人群有很强的遗传联系，应属同一族群。墓葬和祭祀坑出有器物600余件（套），包括大量用蚌、珍珠、螺等制成的饰品，其中的玦形玉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

　　郑家沟遗址证实红山文化曾向西南迁徙，延长了红山文化的时间轴线，扩大了其分布范围。遗址考古项目领队龚湛清介绍，目前，已在张家口地区发现同类积石冢200余座。“这片区域有没有牛河梁坛庙冢一样的祭祀中心？这些冢的结构是否有所区别？冢与冢之间是什么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指出，遗址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这些问题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呼斯塔遗址是一处由核心区城址、墓地及核心区外围遗迹构成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聚落。东区墓地内的一座大型墓葬，年代为公元前2800—前2600年，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存之一，形制特殊。墓中出土的一把铜刀，是欧亚草原所见最早的锡青铜制品之一。出土的权杖头为戴帽子的人面形象，面相写实、逼真，前所未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呼斯塔遗址的发现丰富了人们对新疆青铜时代的认知，期待未来获得更多发掘成果。

　　琅琊台遗址考古确认了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山顶建筑基址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分为多个层级。最上层为核心殿堂基址，东、西两侧不同层级台面上发现房间、廊道、院落门址、石铺道路及排水设施等。出土的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可证实文献中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筑“琅邪台”的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琅琊台遗址集中展现了早期王朝的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机制的又一例证。

　　巴达木东墓群是一处晋唐时期的墓葬遗存，为深入研究晋唐时期国家治理、文化融合、丝路交流提供了关键性实物资料。唐墓随葬器物以彩绘泥俑为主，主要有“四神十二时”俑、男女立俑及马、牛、驼等动物俑。口含、手握钱币的葬俗普遍存在，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出土《天宝八载木券》一组，残存墨书230余字，初步释读应与中原丧仪中的“斩草仪”有关，展现了西域社会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遗存内涵丰富，再现了西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场景，见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与文化浸润。

　　此次入选的遗址，大多经历了数年的发掘研究，如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持续8年，呼斯塔遗址发掘历时10年，琅琊台遗址至今也已有7年。这说明，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非仅仅源于运气，而是锲而不舍、砥砺前行的结果。众多考古人立足田野、叩问古今，几多辛劳、几多挫折，在艰难与困惑中偶有拨云见日、柳暗花明的突破与惊喜，推动着我国考古事业登上新的高峰。

　　作者：周飞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