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飞驰，窗外景象从繁华都市渐渐变为黛瓦白墙，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俞程一愈发兴奋。1月18日，他与10余名同学抵达安徽黄山市屯溪区，在陶寰、史濛辉两名老师带领下开展方言调查。

　　“多、拖、他……”翻开《方言调查字表》，向发音人询问一个个发音，再用国际音标记录，俞程一说：“屯溪方言的语音样貌，如拼图一般在调查中慢慢呈现。”

　　这样的路途，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方言调查研究团队已走过许多年。

　　团队带队教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陶寰介绍，学校的方言调查传统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04年起，看到学生在“汉语方言学”课上的热情，他开始常态化组织方言调查。浙江、福建、江西、湖南……20多年来，利用暑假、寒假，师生们已开展近30次集体调查。

　　“田野调查是会‘上瘾’的。那种沉浸在现场、通过调查不断揭开方言谜团的过程，让人无法停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盛益民是85后，与方言调查结缘于2008年的夏天，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四学生。

　　那年，跟随陶寰在浙江丽水市庆元县调查，一个瞬间让盛益民印象深刻：当地方言中，舀水的勺子被称为“桸”。陶寰告诉他，晋代郭璞在注《方言》时便有相关记录。

　　“那种感觉太奇妙了！”盛益民回忆，“我们突然通过一个词语，和千年前的古人建立了连接。我们正在听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晋代人耳中的乡音呢？”后来，他与陶寰合作撰写论文，专门考察吴语和闽语中的“桸”。

　　在盛益民看来，田野调查的意义还在于，学生跟着老师学，在耳濡目染中夯实语料采集等基本功。“例如，我观察到，遇到‘布’字，陶老师除了问‘布’怎么读，还会问当地有几种布，再询问织布机的各个部件怎么说、布的制作过程，等等。看似是一个字，却可以生发出几十种表达。靠一本《方言调查字表》，不仅能了解3000多个字的读音，还有可能得到上万个词条。”课上所学的方法，在实践中更加清晰。

　　光阴接力，昔日学生已成为指导教师，更年轻的学生也在田野中写下自己的故事。00后男生匡一龙就是其中之一。本科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往浙江湖州跑了十几趟。城市里长大的匡一龙，在方言调查中了解了养蚕、种田等知识，收获了新的体验。

　　“每当新认识一种动植物，新采到一个词，那种简单的快乐我都记得很牢。”匡一龙说，在陌生的村庄里，也有孤单、疲惫的时刻，“不过，当我收集的语言事实终于组成充实的表格时，我感到非常愉悦。”

　　多年来坚持方言调查，支撑老师同学们的，不仅是这种喜悦与新鲜，也是“与时间赛跑”的使命感。

　　陶寰回忆，早年的调查，自己住过大通铺；盛益民也难忘，在村口等待一小时一班的公交车时的难耐。而今，交通的便捷、城镇化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但一些方言表达也在快速消失。“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记录、保存，未来可能很难回溯传统社会中的地域文化、本土知识。”盛益民说，方言不只是交流工具，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而方言调查有助于传承文脉，维系乡土情感纽带，也是保护保存、活化利用语言资源的重要手段。

　　令人欣慰的是，田野调查逐渐开花结果：依托历年方言调查，累计形成田野调查报告40余份，数十篇论文发表于权威期刊，多项国家级项目正在进行。

　　“老师常鼓励我们，不要因为年纪小就‘卸肩胛’（吴语方言：推卸责任）。我相信自己能承担好方言调查研究的责任。”前段时间，还在读大四的匡一龙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十三届年会上分享了研究成果。今年本科毕业后，他将继续读研。

　　年轻的学子们，正在田野调查中成长。

　　（谢蕴参与采写）

　　本报记者  吴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