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回国之路要历经艰难险阻

　　海外导师许以优厚待遇

　　生长于动荡年代的刘建康

　　依旧毅然决然地回国

　　“因为我知道自己到外国去，

　　只是去学外国人的本领，

　　是为了救国的”

　　1949年2月，刘建康回到上海

　　次年1月

　　中国科学院设立水生生物研究所

　　（以下简称水生所）

　　刘建康被聘为研究员

　　刘建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学习。

　　刘建康一直强调

　　野外调查、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认为实验研究要亲力亲为

　　1958年，他带领队伍开展

　　“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工作

　　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专家

　　密切合作

　　在长江上、中、下游设立调查站

　　为了让调查数据翔实可靠

　　刘建康时常往返三地

　　反复核实、比对物种

　　经过20余年的研究

　　汇集多位科研人员智慧的

　　《长江鱼类》一书

　　于1976年问世

　　全书共计40余万字

　　记录了200多种鱼类生长习性

　　这是我国首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

　　为日后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

　　对鱼类生态的影响

　　提供了科学依据

　　刘建康曾教导学生

　　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

　　“一定要亲自去看，

　　要深入到现场实际去了解情况”

　　一次，武汉钢铁厂冷却管道

　　被淡水壳菜堵塞

　　刘建康第一时间

　　带领科研人员奔赴现场

　　钢铁厂的冷却管道狭小、空气稀薄

　　进入管道可能会面临窒息的危险

　　刘建康毫不犹豫地

　　钻进管道进行现场采样

　　接下来的几个月

　　他又三番五次冒着寒风

　　潜入冰冷的江水

　　完成活体壳菜取样

　　并研究其生物学特征

　　这为发现壳菜的次氯酸钠灭杀方法

　　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5年，刘建康（左一）在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船上。

　　对求真务实的执着信念

　　和对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心

　　让他在科学研究上

　　取得一次次突破

　　20世纪50年代初

　　他与助手在长江宜昌江段

　　调查家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

　　并成功地进行了草鱼和鲢鱼的

　　人工授精和孵化

　　为日后人工繁殖“四大家鱼”打下基础

　　20世纪60年代

　　鱼米之乡吃鱼难

　　即使在武汉

　　鱼的供应也十分紧张

　　1973年起，刘建康主持

　　水生所与东湖养殖场合作的

　　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

　　提出的举措使东湖鱼产量

　　连续7年递增

　　该试验开创了我国湖泊的

　　渔业利用成功的先例

　　在全国得到推广

　　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

　　使亿万中国人吃鱼不再难

　　1984年夏，刘建康（左二）带领研究人员在东湖采样。

　　刘建康个人生活艰苦朴素

　　只为把每一分资源

　　都留给科研事业与祖国需要

　　1980年11月

　　刘建康应邀前往联邦德国

　　进行考察访问

　　尽管获得了7770马克的考察费用

　　但他每天除了在外考察

　　吃一顿正餐外

　　经常吃面包等干粮

　　除去房租、伙食费

　　省吃俭用共节约了4270马克

　　他用1068马克为水生所

　　购买了一套急需的细菌滤器、滤膜

　　剩余部分回国后

　　全部上交给了中国科学院

　　刘建康以七十余年的科研生涯

　　践行了“科学报国”的初心

　　他曾这样解释

　　自己对钱学森、王选两位院士的钦佩：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能把学的东西，

　　贡献给国家，

　　这点是最重要的”

　　而这，也是他一生精神的真实写照

　　刘建康的治学格言。

　　刘建康

　　刘建康（1917—2017），江苏吴江人。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47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鱼类学家、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淡水生态学奠基人，中国鱼类实验生物学的主要开创者。

　　转自：中科院之声 文中图片及封面图片来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中国科学院水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