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邢晓婧 徐可越 王璞】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新作《无名之子：日本遗孤的故事》让战后遗孤这一特殊群体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曾制定所谓“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组织“开拓团”对中国发动经济侵略。1945年战败后，日军将“开拓团”成员抛弃在前线，数千名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善良的中国百姓跨越国仇家恨将他们收养长大。

　　今年83岁的宇都宫孝良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在那个民族仇恨达到顶峰的年代，收养日本遗孤需要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仁慈。1945年，他在收容所里被一对中国农民夫妇收养。“养父母没什么文化，但是心眼儿非常好。”

　　“我当时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养父虽然贫穷，却每天保证我有牛奶喝。他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叫‘张有才’，把我当作亲生儿子抚养。每逢节日，养母做的棉衣棉鞋比其他孩子的都好看，他们对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在各方面对我的照顾就像亲生父母一样。”宇都宫孝良称。

　　尽管家境拮据，养父母仍尽力支持宇都宫孝良上学。他提到，“上学时学校不知道我是日本遗孤，这是保密的。”这让他得以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长大。这种超越血缘、跨越国仇的大爱，让数千名日本儿童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池田澄江（中文名：徐明）的故事则更为曲折。她于1944年出生在中国牡丹江，在襁褓里就与亲生父母失散，对家的记忆始于中国养母的怀抱。“养母对我的教诲影响了我的一生。”池田澄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小时候我为了得到一块糖而撒谎，养母会责骂我，教我要诚实。有流浪儿来家里时，养母又教导我‘不要欺负弱小’。”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些日本遗孤陆续返回日本，宇都宫孝良也于1981年回到日本。然而，回国后，他面临着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等诸多挑战，甚至一度想回到中国。他坦言，“我祖籍是日本，但我身上有着中国的印记，我的心一直与中国紧密相连。”

　　池田澄江的寻亲之路比常人更富戏剧性。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记者帮助下，她先是找到一名“据称是父亲”的男子，DNA鉴定却证实是骗局。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的她一度想要自杀，是中国领事馆的介入让她重获生机。这段经历让她深刻体认：“我的人生因战争而破碎，却因无数人的善意重获完整。”

　　1994年12月，在东京代代木一家咖啡馆里，池田澄江与邻座两位女士闲聊，意外发现彼此寻亲信息高度吻合——同在牡丹江、同一家寄养住址。经过DNA鉴定，99.999%的匹配度证实：她们是失散60年的亲姐妹！从姐姐那里她得知，亲生父母给自己取的名字是“池田澄江”。

　　池田澄江于2008年发起成立“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协会”，将个人遭遇转化为公共事业，向其他战争遗孤伸出援手。她常说：“养母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她将“与人为善”奉为人生信条，而这正是中国养母教她的。

　　回到日本之后，池田澄江和宇都宫孝良一直讲述着和中国养父母的故事。池田澄江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们是一群兼具加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人。”作为“开拓团”成员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参与了对中国的资源掠夺；作为战争弃儿，他们又是军国主义的直接受害者。这种双重性让他们对历史有更复杂的理解。

　　宇都宫孝良则称，“日本军国主义让中国人民受苦，如果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就不会有我们这些残留孤儿，就没有骨肉分离。”他直言，“我恨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恨透了战争。”池田澄江直言，“若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的家就不会破碎，是善良的中国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些敌国的孩子。”在采访中，宇都宫孝良和池田澄江均多次表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真诚道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才是日本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