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11日），备受关注的北京首例宠物投毒刑事公诉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华因在小区公共区域投放含剧毒氟乙酸钠的诱饵，导致9只宠物犬、2只流浪猫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张某华当庭提出上诉。

　　据悉，该案于2023年10月26日开庭审理，先后历经九次延审。为何本案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四年刑期的量刑依据是什么？九次延审背后折射出哪些法律难题？带着这些疑问，新民晚报记者采访了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若翰。

　　为何定“投放危险物质罪”？

　　为何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而非普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这正是此案的核心意义所在。王若翰表示，根据法律规定，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核心是“危害公共安全”，即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投放毒害性物质，足以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

　　具体而言，本案定罪主要基于以下理由：其一，投放地点具有公共属性。案发小区公共区域是业主、儿童及宠物日常活动的场所，并非针对特定对象的私人空间，在此投毒客观上已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其二，毒物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本案中使用的氟乙酸钠属于剧毒物质，危害性远超一般意义上的财物毁损，即便未实际造成人员伤亡，该行为也已对公共安全形成实质危险。

　　“若仅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难以全面评价该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的潜在危害。”王若翰补充道。

　　为什么判了四年？

　　对于四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王若翰表示，该量刑在法定幅度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规定，投放危险物质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张某华使用的氟乙酸钠是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物质，人口服中毒死亡率极高，宠物嗅闻、舔到就可能死亡，且投毒区域紧邻儿童活动区，对儿童的潜在危险极大。

　　案发后，张某华虽承认投毒行为，但否认其行为与宠物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既未取得受害宠物主人的谅解，也无主动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

　　对比全国类似案例，黑龙江曾有同类案件被告人赔偿后获刑3年7个月，大连相关案件被告人因取得谅解被判处缓刑，本案四年刑期与案件情节的匹配度相符。

　　宠物保护的法律困境

　　该案从2023年10月首次开庭到一审宣判，历经九次延审，背后折射出我国宠物保护领域的多重法律空白。王若翰分析，延期的核心原因包括三大难点：一是证据链固定困难，需通过尸检明确毒物与宠物死亡的因果关系，本案中最终通过5只死亡宠物犬体内均检出氟乙酸钠成分，才锁定两者关联；二是法律适用存在争议，作为北京首例此类刑事公诉案，法院需审慎权衡罪名定性与社会效应；三是宠物价值评估体系缺失，司法鉴定机构因“缺少评估参数”，无法对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情感价值进行量化评估，导致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难以得到支持。

　　“现行法律将宠物视为‘财物’，但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情感价值，难以通过普通财产评估方式体现。”王若翰坦言，这一矛盾在类似案件中普遍存在，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点。

　　王若翰认为，本案作为北京首例宠物投毒刑事公诉案，判决意义远超个案本身，具有重要示范价值。本案打破了“宠物被毒死仅能通过民事途径索赔”的固有认知，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刑事追责的参考范本；同时，案件暴露的宠物价值评估、精神损害赔偿等问题，将倒逼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完善，为宠物保护提供更坚实的法律支撑。

　　宠物遭遇疑似投毒维权指南

　　王若翰还提醒，日常生活中宠物遭遇疑似投毒事件时，主人务必保留宠物的呕吐物和排泄物，用于检测毒物种类，并及时报警固定证据。若毒物属于国家明令禁止个人持有的剧毒危险物质（如氟乙酸钠），且投放场所有可能造成不特定人群中毒，行为人可能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或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宠物主人可提醒警方搜查行为人住所，以获取毒物储存量等关键证据；若毒物仅针对动物（如异烟肼：一种抗结核药物，对犬类具有极强毒性）且宠物价值较低，行为人若多次投毒（达到三次及以上），仍可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因此，每次事发后立即报警并锁定行为人至关重要，这不仅能累积刑事立案所需证据，也能震慑潜在惯犯，形成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新民晚报原创稿件

　　记者：赵菊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