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发来我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8月25日的《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说那文章写得好，问能否再接再厉。5000多字，讲这么个重大话题，只能点到为止。而文章结尾这段话，值得再次引用：“抗战期间，中国大学不仅没有溃败，还发展壮大，此举放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谈论或炫耀，都毫无愧色。此乃中国现代大学史上最艰难但也是最意气风发的时代，其理想与情怀是后来者所望尘莫及的。如何描述此等奇迹？单靠冷冰冰的数字或教科书式的总结，很难体现我的敬畏、缅怀与景仰，于是，不揣冒昧，以文学性的‘风采与气象’为题，希望读者能心领神会。”

　　那篇文章的思路及材料，基本来自10年前出版的专著《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北大出版社问我要不要出增订版，我犹豫了两天，最后谢绝了。但这不等于10年间，我搁置了此话题。相反，每次到各高校演讲，只要对方有意愿，我都会选《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或者在相关讲座中，插入一大段大学西迁的故事。不是因为偷懒，而是认准我有义务为年轻一辈讲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以及我理解的大学精神。

　　这样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每回登台演讲，我喜欢引《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绪言”中的一段话：“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今年也不例外，3月在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武汉大学，5月在厦门大学，我都曾专门讲述或部分涉及抗战中的大学西迁。

　　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5集历史文献纪录片《西迁壮歌》，我担任学术顾问和采访嘉宾。为此事，我重新翻阅相关史料，除了浙江大学出版社刊行的若干浙大西迁图书，我更欣喜读到了《浙江大学在遵义·档案综述》与《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纪略》。兼及西迁大学与在地学者的眼光和趣味，那样方能更好地呈现此五彩斑斓的“壮歌”。编导到我家沟通，以为我熟悉浙大在遵义，很可能不了解大夏大学在贵阳，看我搬出一大摞图书，包括《大夏大学编年事辑》《大夏文萃》《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大夏大学：90年90人》等，还有《抗战贵州文录》《抗战贵州图录》等，一下子愣住了，连称“找对人”了。

　　《西迁壮歌》的编导，此前邀我参与纪录片《阳明悟道》的制作，这回再续前缘，我马上翻出1940年8月1日竺可桢校长在浙大建校纪念会上的讲话稿：“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两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力尚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师生竭尽知能，当可裨于黔省。”由王阳明的贵州悟道，转到浙大等的西迁故事，冥冥之中，似有某种关联，镜头前我略加发挥，编导拍手称快。

　　每次到西部讲学或游览，我总会努力寻访、考察抗战中西迁大学的遗址。今年3月重庆讲学，想看看抗战中国立中央大学及复旦大学的遗址。目的不是找资料写论文，而是缅怀与致敬。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纪念馆让我感动，而位于沙坪坝松林坡的国立中央大学遗址，其立碑及保护的状态很不理想，则让我感叹嘘唏。回来后，我撰写了小文《松林坡应该有座纪念馆》。此文在《解放日报》3月30日刊出后，若干公众号转发，引起关注。据南京大学官微报道，4月8日下午，南大校长带队到重庆大学调研，与重大书记、校长座谈，“双方围绕共同推进中央大学西迁历史宣传、旧址保护、纪念馆建设及共建研究院等事宜以及新工科建设、人才培养经验做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7月17日，重大校长率团访问南大，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重庆大学松林坡（原中央大学抗战内迁办学旧址）修缮项目合作意向书”。

　　平生为文，难得有如此“立竿见影”的。而东西部两所名校，因“西迁故事”而结成战略合作，更是让我大喜过望。

　　作者：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