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演唱会市场火爆，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利用“外挂”软件抢票牟利的“生财之道”。日前，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上海站官宣，将于8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体育场举办。

　　近期，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时代少年团上海站演唱会售票情况存在异常，其中可能存在利用“外挂”软件抢票的违法犯罪行为。

　　8月12日下午，警方在上海和外省市抓获王某、杨某、刘某等3人，查获用于抢票的计算机设备2套、手机138部。调查显示，王某制作“外挂”软件推荐给杨某，约定获利分成，杨某与刘某通过朋友圈、网络平台等渠道，以每张票加价1000元到4000元不等的价格“代抢”，非法牟利达10万余元。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此事一经曝光，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有人直言，技术作弊破坏购票公平，普通消费者抢不到票，“外挂”使用者却能倒卖牟利，辜负粉丝热情、扰乱票务秩序。“你根本不知道，跟你一起抢票的是人的手指，还是电脑”；“卖演唱会门票的‘黄牛’是该好好治理了”……

　　那么，“外挂”抢票加价卖，此行为具体如何定性，和一般倒票相比，性质、处罚有什么不同？若因“外挂”导致正规渠道买不到票，算不算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消费者该向谁维权？为防止“外挂”抢票、保障票务公平，主办方和售票平台有何法律义务，又如何协同完善机制防风险？

　　一起来看《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垂坤律师的专业解读！

　　1.利用“外挂”抢票并加价售卖的行为如何定性？与一般倒卖票证行为相比，其性质和处罚有何不同？

　　周垂坤：利用“外挂”抢票的，涉嫌非法经营罪，通过“外挂”软件大规模抢票并高价倒卖，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若“外挂”侵入售票系统篡改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违法所得超5000元即构成犯罪，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

　　一般倒卖票证的，涉嫌倒卖车票、船票罪。适用于传统黄牛倒卖车票、船票等有价票证，要求“情节严重”（如票面金额超5000元或获利超2000元）。量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5倍罚金。若未达刑事立案标准，可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处以拘留或罚款。

　　利用“外挂”抢票本质是技术加持的升级版黄牛，其双重违法性（破坏市场秩序+危害计算机安全）导致法律适用更严、量刑更重；而传统倒卖行为需达到“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处罚相对较轻。根治此类犯罪需结合技术防控、提高法定刑威慑力，并强化平台实名审核责任。

　　2.消费者若因“外挂”抢票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购票，这种情况是否构成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等权益的侵害？消费者可向哪些主体主张权利？

　　周垂坤：“外挂”抢票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公平交易权被实质剥夺，消费者有权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获得商品或服务，但“外挂”通过技术手段瞬间垄断票源，使普通消费者失去平等购票机会。

　　消费者被迫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高价票，无法获知真实票务信息，且面临“无法入场”“假票诈骗”等风险，知情权与选择权受限。

　　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消费者可提交购票记录、抢票异常截图等证据，通过拨打12315热线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投诉；也可以书面向属地市场监管局提交投诉材料（含双方信息、购买凭证、问题描述及证据）。

　　3.在防范“外挂”抢票、保障票务公平方面，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负有哪些法律义务？二者如何协同完善售票机制以防范“外挂”抢票风险？

　　周垂坤：主办方和售票平台应协同完善售票机制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平台方应引入AI行为分析，识别高频点击、固定操作路径等机器特征，实时拦截异常请求。同时，采用“熔断机制”，当瞬时流量超过阈值时自动触发验证码升级。此外，主办方应开放票务系统接口供平台接入风控数据库，共享黑名单设备。实行购票时绑定身份信息+入场时人脸比对，杜绝冒用。

　　在此基础上，由文旅部门牵头制定票务系统安全防护规范，强制要求平台定期提交第三方渗透测试报告。还可建立“信用购票”体系：将频繁退票、转售加价账号纳入征信黑名单，限制其参与热门场次抢票。

　　技术黄牛本质是“算法霸权”对公平交易权的剥夺。唯有通过 “技术反制+规则重构+司法威慑” 的三维治理，才能重建票务市场的诚信基石。未来需以系统性思维推动源头治理，而非仅靠事后打击。“外挂”抢票本质是技术加持的非法倒卖，不仅面临重刑处罚，更破坏市场公平与网络安全。购票务必坚守官方渠道，对“代抢”“加速”等营销保持警惕，保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若遇票务诈骗，及时固定证据并报警，共同维护消费环境。

　　作者｜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婵婵 见习记者 马子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