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码，成了电诈“工具人”，怎么处理？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布依法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及相关犯罪典型案例，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据了解，这项罪名成为年轻人掉坑“重灾区”，3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超过80%，2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高达三分之一，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群体涉案问题突出。

　　“身份证、电话卡、银行卡、互联网账号等不能出租、出售，也不能出借，更不能参与‘刷单’‘跑分’，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会成为他人犯罪的‘帮凶’。”最高法刑三庭庭长汪斌说。

　　帮信犯罪仍然高发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信息网络犯罪高发多发，衍生大量上下游关联犯罪，这些关联犯罪又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和技术支撑，反向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发的重要推手。其中，帮信罪成为数量最多、占比最大、性质最复杂的犯罪类型。”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长王鲁说。

　　在公安机关发布的20个防诈关键词中，“帮信行为”位列其中，即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行为。

　　“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看，电话卡、银行卡滥用依旧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的重要根源之一。”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郑翔介绍说，公安部高度重视打击治理“两卡”违法犯罪，连续多年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最高法、最高检部署开展“断卡”行动。今年以来，公安部刑侦局共下发“断卡”线索78万条，查处“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23万人，打掉非法开卡团伙5500余个，缴获非法“两卡”17万余张，抓获银行、运营商“内鬼”23名。

　　“随着‘断卡’行动的深入开展，涉‘两卡’帮信犯罪案件快速增长，占全部帮信犯罪案件的80%左右。”汪斌表示，2020年以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帮信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增长，2023年超过10万件，随着打击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2024年全年和今年上半年帮信犯罪案件数量虽同比有了大幅度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同时，涉“两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案件同期也大幅度增长，去年以来虽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的总体态势尚未根本改观。

　　为更好适应“两卡”犯罪形势变化，《意见》对涉及“两卡”犯罪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一步统一：

　　将原规定的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情节严重”标准，明确为出售、出租本人三个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并达到相应流水金额的“情节严重”标准。将原规定的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电话卡20张以上属于“情节严重”情形，调整为不再区分他人、本人，只要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20张以上，即认定属于“情节严重”情形。

　　同时，为避免客观归罪，实务上需查证行为人是否达到相关入罪标准，规避仅依据行为人的行为判断带来的扩张风险。

　　准确把握刑事政策

　　随着涉“两卡”帮信犯罪形态更迭，目前已出现职业开卡人、职业养卡人等不法群体，形成“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为境外团伙提供“技术助攻”。

　　打击治理“两卡”违法犯罪工作仍面临挑战，郑翔坦言，“两卡”实名不实人的问题依然突出，一些电诈犯罪团伙大量收购他人实名电话卡、银行卡，甚至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等群体实施犯罪。针对此类情况，《意见》专门作出规定，列出了8种依法从严惩处的情形，为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组织性、职业性、跨境协同实施帮信罪活动的行为提供了有力法律武器。

　　“实践中，办案单位要按照《意见》规定，准确区分帮信罪和诈骗罪共犯，对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他人提供帮助，事先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要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决不能一‘帮’了之；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群体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依法从宽处罚；但要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审查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指使者，依法从严惩处，决不能一‘放’了之。”郑翔说。

　　在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上海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高某组织同学顾某、某中专院校学生师某（未成年人），向他人出租银行卡。事发后，顾某、师某分别退出违法所得3000元和2300元。最后，检察院对顾某决定相对不起诉，并通知其所在院校，建议对其予以处分；对师某决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六个月。

　　针对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王鲁说：“这起案件中，三人均为在校学生，办案机关依法对三人从宽处理，检察机关对顾某、师某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加强与教育部门、学校、家庭的沟通联系，督促严格管理教育，避免再犯。”

　　明确免刑并非免责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帮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现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点，一些电诈、洗钱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世不深、法治意识淡薄的弱点，蛊惑、引诱其出售、出租自己的电话卡、银行卡，甚至将部分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发展成为“卡头”，社会危害严重。

　　“打击治理帮信及相关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王鲁认为，在依法严惩职业性、组织性犯罪活动及其组织者、指挥者和骨干人员的同时，应注重区别对待。

　　《意见》提出对涉案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依法从宽处罚的总体要求，设立“准确把握对未成年人等群体刑事政策”条款，规定对涉案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犯罪情节轻微的，一般应当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依法不作为犯罪处理，并规定对在校学生参照上述规定酌情从宽处罚。

　　王鲁进一步表示：“对于不予刑事定罪处罚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绝不是，也不能‘一放了之，不管不顾’，‘不刑’不是‘不管’，免刑并非免责。要按照《意见》相关规定，做好行刑衔接工作。此外，还要注重深挖彻查组织、利用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群体实施犯罪的人员，依照《意见》相关规定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