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的文章。该文介绍，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仝涛认为，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刻石，能证明秦始皇当年派人采药的昆仑山的大致位置，意义重大。文章发布后，引起网友热议，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质疑，引发了“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真假大讨论。7月1日，仝涛通过中国社会科学报首次对学界关注的石刻发现过程、内容解读及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等问题，作出回应。

　　仝涛表示，确定这处石刻为秦代石刻题记的过程非常复杂，但也比较严谨。首先，主要是依据文字本身，包括内容和写法的时代特征。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后世虽然有模仿，但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变法后设立的，一直沿用至东汉，而且“五大夫”这几个字是合文写法，是上古时期造字、写字的一种特别方式，在秦汉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这为我们确定石刻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石刻中“昆陯”的“陯”字的辨识是又一关键例证。“陯”字非常模糊、残缺不全，又极为罕见，识读非常困难，耗时很久。“陯”偏旁为阜旁，西汉以后这一写法就基本绝迹了。通过比对里耶秦简发掘者张春龙先生慷慨提供的秦简清晰照片后，才最终将该字进行了确认。可以说，“陯”字的识读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才合理推测和辨识出了“昆陯”“方士”“采药”等相关铭文，从而实现了对整个石刻文本的完整通读。

　　此前，一些网友从刻字历法、时令等方面提出不同意见，仝涛也对此作了回应：

　　关于刻石年代，初步识读为“廿六年三月”，这是基于现有资料，经过推敲和权衡后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廿”字中间方框内似有一竖直残痕，似可识读为“卅”，但该残痕呈现自右上—左下方向倾斜，与第一横并不垂直，加之在该字左下方有斜直裂痕贯穿接下来的二字，似可与“廿”中间斜直残痕相连接，故当时倾向于为“廿”。第二字为向下呈弧形弯曲的横笔，中心有垂直的短竖笔，末端似有右折，一开始也识读为“七”，但一方面简牍文字中“七”均不见此类长弧形两端下弯的横笔，而且，经查所见历谱，“廿七年三月”均不见“己卯”日，而饶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重建历谱，存在“廿六年三月己卯”日，综合考虑，倾向于识读为“廿六”。但关于该年号信息的论证还需要再结合刻石的超高清图像进一步确定。

　　其次，关于石刻内容所反映事件的可行性方面。根据饶尚宽先生所重建历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应该是开始于确定历法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而秦始皇廿六年则沿用此前的历法，该年的三月是这一年的第6个月，而非第3个月，因此从逻辑上讲，采药使团是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到达的。使团选择在冰冻的冬季出行，一方面，可能是迫于秦始皇的紧急需求；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受青藏高原气候环境及古代交通条件所限，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秦时的黄河上游尚未有足够的桥梁、舟船等渡河条件，黄河源高海拔地区又多湿地、沼泽，夏季极易陷车，只能在寒冬季节水枯结冰之时，车辆人马方可履冰通行。黄河上游桥梁系统的建设，发生在汉代之后，至隋唐时期唐蕃古道开通之后逐步完善，此后才有条件在夏季丰水季节乘车实现高原的穿越。这在文献中有比较多的记载。

　　6月30日，最初发表仝涛该篇论文的《光明日报》出了一个“学术争鸣”版，刊登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的文章《再论昆仑石刻》、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写的《廿六年三月已卯与〈颛顼历〉不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写的《昆仑石刻应当是古代的石刻》、学者胡文辉写的《从文本看“采药昆仑”石刻的疑点》，各位专家都从自己熟悉的专业角度对该事件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解析。

　　记者注意到，仝涛此次的回应，关于“昆陯”的“陯”字，偏旁为阜旁，西汉以后这一写法就基本绝迹了。通过比对里耶秦简，认为“陯”字成为识读年代的关键证据，这一看法和复旦刘钊教授不谋而合。

　　仝涛表示，对于该论文在学界引起这么大的影响，他始料未及，但真诚感谢广大学界同仁和网友提出的各种专业见解，使他们对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希望加强对石刻的保护工作。目前，石刻所在区域交通不便，石刻面临着自然和人为破坏的风险。期望与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合作，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案，确保这一珍贵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真理越辩越明，随着更多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的开展，相信这一发现将为我们揭示更多秦代历史文化的奥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