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茶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代九品芝麻官李善德（雷佳音饰）在同僚的欺瞒与忽悠下，变身“荔枝使”，接下从岭南运送鲜荔枝为贵妃贺寿的任务。他很快发现这是陷阱——办不成皇差多半惹上死罪，自家闺女可能被抵债为奴。“既然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

　　这部电视剧，并没有屈服于同名小说的巨大影响而一比一复刻原著故事。相反，编剧是有野心的，他决定将原著这把斩钉截铁之“剑”，改成沉稳老辣的棍法，从而“打出”更加复杂、多元、立体的“长安众生相”，揭露玄宗时期巨厦将倾的风雨飘摇之感。

　　众所周知，马伯庸仅用11天就写成《长安的荔枝》，小说犹如一把青冥剑，锐利、轻灵、飘忽，擅长借力打力，大量通过非线性的表达、单刀直入的比喻、机敏跳跃的留白，以及多种叙事视角的互相穿插与转换，传递出主人公在绝境下寻求突围的耐力。而7万字小说要扩充到35集的体量，必须改成“棍法”，深化长棍之拙笨、沉重、风声贯耳，一下下地挥出，将原著中的凌厉描述可视化，也将人物命运的传奇性刻画得更多面。

　　当然，由剑法改棍法，一定会遭致“原著党”的不满，他们会觉得这多少破坏了原著的锋锐破空之美。电视剧出现了郑平安（岳云鹏饰）代表的权谋线，连围绕李善德的“送荔枝线”，也出现了不少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他们仿佛不是“棍法”本身，而是“棍法产生的幻影”。这些“以喜展悲，而愈见其悲”的表现手法，是不是令整个故事的体量与节奏显得臃肿一些，不够紧实？自然，棍法有棍法的短处，但正如李善德有一句让人心中一揪的人生宣言：“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句话恐怕也是编剧们的决心之所在。

　　纵观本剧，由剑改棍的技法，至少从三个方向上做了有益的尝试，让一个简洁有力的故事变成一个丰满复杂的世界。

　　首先，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对一众小人物做了忠实描绘，并竭力挖掘其行为背后的心理潜台词与内在逻辑，务求令每个人的选择“看似无理却有情”。如李善德的小舅子郑平安，作为八面玲珑的“陪酒侍郎”，他诙谐幽默又极其愿意自嘲，像一枚胖胖的大陀螺，凭着一股“既要保自己，又要保姐夫和外甥女”的精明劲儿周旋于官场，但最终，他依旧在左右相的权斗中被撞翻在地，为救姐夫和外甥女拼上了性命；寒门出身的赵掌书，一生也是数度起落，从最初的心怀青云之志，到一心向上爬的油滑奸诈，到最后终于看透了整个王朝的朽败，宁可从官场争斗的漩涡中脱身，去做个说书先生；胡商苏谅，是李善德最终将“转运荔枝”之事办成的关键人物，他有着商人的精明与义气，最终却被卷入权力斗争，寒了心，带着手头所有的双层陶瓮黯然离去……这些小人物的每一次竭力挣扎，都是个体面对命运滔天巨浪时的惨伤与无奈，也让那个虚假的盛世增加了荒诞感。

　　其次，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通过各种长镜头的串联、隐喻镜头的互相照应，将原著主人公内心震荡的时刻可视化、丰富化，让人印象深刻。以李善德费尽心力推演出荔枝转运的可行方案，回到长安寻求各府衙署协助为例，原著只用了一句话来描绘李善德的境遇与内心苦楚：“李善德在皇城里如马球一样四处乱滚，疲于奔命。”至于他为什么有“身为马球”之感，小说并未展开细述，但剧中，这一心理波澜被放大了：李善德一路从户部、太府寺、政事堂，滚到左藏蜀、兵部、上林署，又从太监鱼承恩脚下，滚到了右相脚下，他像马球一样隐忍并满脸堆笑，像马球一样被“按章办事”的官员们麻利地推来搡去，他万里奔波写下的“荔枝运输札记”，终成一堆废纸。我们看到，李善德被多方敷衍后，终于忍不住爆发，再泄气万分地走出了府衙，镜头此时瞄准了路边一只正在杂耍卖艺的猴子，猴子套着锁链，为讨吃食而麻木翻滚。而李善德这一人物的“乱滚奔命”的悲剧性，也在这一刻得到了悲怆的定格。

　　第三，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服化道上的严谨，忠实还原了历史，深化了严肃主题的可信度。以“分枝植瓮法”来运荔枝，是对唐代史实的精当再现，胡商爱用的琉璃器、峒女银饰等小细节也十分考究精致。除此之外，剧中人物长安十七娘（张天爱饰）出场时，大方地披了一件浅青大宝花锦披。这件“锦披”的原型，就是收藏于日本正仓院的盛唐大宝花锦，风格十分雍容华贵，是盛唐的原版时尚服饰，披袍有袖子，但一般不穿进去，而是像如今女强人的西装一样披在外面。服化道团队还考虑到唐代交通不便，服饰风格的演变从长安推送到岭南会有数年时间。因此，为左相做事的岭南空浪坊坊主云清（安沺饰），造型上就没有采用天宝后期长安流行的蓬松雍容发髻，而是梳起了开元末年相对收敛的发式。

　　总之，《长安的荔枝》作为一部改编作品，凭借对李善德心理变迁的刻画，对他周围小人物的描绘，以及基于史实的精细服化道还原，最终以一套完整的“棍法”完成了对大唐由盛转衰时，悲凉荒诞底色的刻画。这种刻画，虽不及拔剑而舞那么凌厉，却展示了另一种“沉痛的分量”——那是对苍生黎民的悲悯，也是对浊流滔滔的愤懑。（作者为散文家、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