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炀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以其独特的城市空间与文化肌理特质，为早期电影的孕育及银幕上“新女性”形象的崛起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这一过程中，早期中国电影与都市女性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互塑关系：银幕放大了市民阶层对“摩登女郎”的想象，并影响了社会现实中女性的身份认同与生活风尚；而女性的社会境遇与观影选择，亦反向塑造了上海电影女性叙事的内容生态。由此，电影、城市与女性三者紧密交织，共同铸就了上海电影独特的文化基因。

　　电影《酱园弄·悬案》（以下简称《酱园弄》）恰似为这一历史传统写下了另一意味深长的当代注脚。从戛纳国际电影节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到院线公映，使其天然地被置于“作者电影”与“年度大片”的双重期待之下。对于影片而言，既是殊荣，也对其内容生产构成了一种无形的“规训”：它要求作品既要具备面向国际的艺术可读性与人文思辨，亦需满足本土市场的商业气质与大众情感共鸣。

　　正是在此种预设与呼唤之下，影片的最终呈现便超越了单一的电影文本，成为一个观察当下中国电影工业水准、作者创作策略乃至时代文化症候的绝佳样本。它试图在历史的褶皱中勾勒个体命运的轨迹，却也在此过程中，显露出在奇观构建与市场逻辑引力下显在的内部张力。

　　市场逻辑下的弄堂“异托邦”

　　不可否认，《酱园弄》在制作层面展现了当前电影工业的精湛技艺水准。影片对1940年代上海城市时空的视觉复现，无论是酱园弄内部空间的逼仄潮湿，还是街巷的喧嚣繁华，均为观众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复古奇观”。考究的服饰道具、细腻的光影设计以及流畅的场面调度，共同确保了其作为商业大片的视觉吸引力。

　　据说，为拍摄电影，导演陈可辛在上海市中心真实的街道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以极致考究的细节还原了1945年老上海的风貌，尤其体现在做旧的墙体、老式的招牌和复古的海报这些充满时代印记的视觉细节上，实现了“电影人不敢做的梦”，并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也正是在这种高度精致的工业美学包装之下，影片在更深层次的文本意涵与社会性思考上，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矛盾。当构建视觉奇观与达成情感共鸣成为一种优先策略时，历史的复杂性与个体的多棱性，便可能被引导至一条更为“安全”与“可控”的叙事轨道上来。

　　这是一种寻求市场最大公约数的有效策略，其核心优势在于强化戏剧张力与人物的情感弧光。不过，在此引导下，1940年代上海复杂的历史情境，如战争阴影、多重势力盘踞、社会失序与人心浮动等这些本应构成叙事深层肌理与人物命运逻辑的宏大背景，在影片中呈现出被显著简化乃至“快进”处理的倾向。其结果是，历史的厚重感让位于个案的奇情色彩，宏大叙事退居为个体悲剧的点缀。

　　詹周氏杀夫的“酱园弄”空间，本应是福柯所说的“异托邦”，即在单一坐标之中并置却互不相容的场域。此地既是柴米油盐的日常居所，又是血腥罪案的发生现场；既是邻里流言的集散地，亦是公共权力介入的审判台。这一空间本应充满粗粝的张力，折射出时代的多重矛盾。

　　然而，在视觉呈现上，过于精致的数字光影虽赋予了影像一种符合当代审美的观看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那个时代应有的潮湿、混杂乃至污浊的物质“体感”。历史的粗糙颗粒被一层柔光滤镜所软化，使得“酱园弄”更像是一条供人安全“窥奇”的复古文化长廊，而非一个能激发深刻历史共情的真实场域。该空间所蕴含的批判性与“他者性”虽呼之欲出，却未能形成对观众认知惯性的有力挑战。

　　“无名”的追问与“有名”的悖论

　　影片的英文名“She’s Got No Name”（“她未被命名”），揭示了一个极具阐释潜力的核心议题：作为“无名”之人的女性。

　　在历史上，杀夫的女人詹周氏留下的只有姓氏，没有名字。因此，“无名”不仅是身份标识的缺失，更是旧的社会制度对女性存在系统性抹除的体现。它本可导向一系列深刻的现代性探讨：关于性别与身份建构、历史记忆与权力话语。旧上海这一特殊场域，更赋予了此议题丰富的矛盾性内涵——女性在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机遇，却也同时面对着新的物化风险与依附困境。

　　影片在处理这一核心概念时，其最终的落点似乎从对一种普遍性、结构性“无名”状态的社会学追问，悄然转向了对主角个体“圣像式受难”的极致描摹。镜头不厌其烦地聚焦于主人公身体与面容上触目惊心的创伤，通过精湛的妆效与表演，最大程度地激发观众的直接同情。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有效的，但它也将“无名”的困境更多地归因于个体性的极端不幸，而对于“无名”作为现代性身份规训的关键问题的探究，其力度与深度便有被弱化的可能。对普遍性困境的批判，在个人化的悲情叙事与奇观化的苦难呈现中被部分地消解了。

　　与“无名”主题形成微妙张力的是影片中星光熠熠的客串阵容。一众高知名度明星的“惊鸿一瞥”，无疑为影片贡献了巨大的市场话题与商业价值，这也是成熟电影工业的常规操作。然而，在一个探讨“无名”与女性个体被消隐、被审视、被裁决的文本中，这一操作可能已在无意间产生了反讽的效果。

　　姑且不论观众的注意力不时被辨认“有名”的明星面孔所打断时，影片着力营造的时代沉浸感会受到干扰，更重要的是，娱乐工业强调并消费“有名”的内在逻辑，与影片试图剖析“无名”的反思性极强的主题之间，构成了文本内外的悖论。“无名”这一概念的本身所承载的颠覆性与锋芒，在强大的明星机制与市场营销面前，却有被磨平甚至转化为又一营销噱头的潜在风险。这当然并非主创之过，而是娱乐工业在面对严肃议题时，其固有模式可能带来的“降维”效应。

　　《酱园弄》尝试在历史的缝隙中讲述一则关于女性命运的寓言，并触及了深刻的社会议题。但在作者电影与商业大片双重定位的驱动下，作品在历史深度的挖掘、社会批判的力度以及核心主题的思辨性上，却展现出审慎的权衡与妥协态度。它如一个精心构筑的文化产品，力图在艺术的严肃性与市场的适应性之间寻得平衡，却也在此过程中，不得不收敛本可更具穿透力的表达锋芒。从奇观的安全化处理，到历史肌理的戏剧化简化，再到“无名”主题的个体化聚焦，《酱园弄》的创作选择，清晰地折射出当前中国电影内容生态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与价值权衡。从这一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意义，或许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什么，更在于它作为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时代样本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高度发达的媒介与商业逻辑中，我们究竟在期待怎样的电影来承载历史记忆与观照现实？而当“大体量”与“强阵容”成为常态，影像表达中的思想锐度与人文关怀又该如何被守护与深化？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