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广东美术馆和徐悲鸿纪念馆共同主办的“往来千载一悲鸿：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开幕。《奔马》《愚公移山》《九方皋》《泰戈尔像》《箫声》……画家徐悲鸿笔下的70余件传世名作来到广东与观众见面，其中多件珍贵的国家级文物是首次出京赴粤展出。

　　箫声（油画） 80×39厘米 1926年 徐悲鸿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表示，从对传统笔墨的现代转化到西方写实技法，徐悲鸿的艺术实践始终贯穿着文化自觉与创新意识。这种开放而自信的探索路径，回应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诉求，也为当代人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提供更为开放的国际视野。本次展览既是对徐悲鸿艺术的深入研究，也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战略的学术呼应。

　　01

　　从传统启蒙到

　　融汇中西的成长轨迹

　　本次展览是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首展。展览以徐悲鸿的艺术人生为轴，通过73件代表作品与大量文献，分为“江南徐生：启蒙、求学与艺术蜕变（1895-1925）”“生于忧患：艺术教育与家国情怀（1926-1936）”和“自强不息：民族责任与美育思想（1937-1953）”三个主题板块，深度解码徐悲鸿的艺术人生。

　　徐悲鸿之孙、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员、展览典藏部主任徐骥表示：“此次我们根据不同时期梳理和展出徐悲鸿创作，包括过往很少展出的作品，比如徐悲鸿曾经到欧洲各大博物馆临摹的伦勃朗、库尔贝、德拉克洛瓦等大师的作品，以及具有时代感和代表性的重要国家级文物，比如《愚公移山》《九方皋》等，还梳理出一些徐悲鸿当时收藏的书籍、画册，甚至他用过的油画笔、刮刀、调色板等。希望能让观众看到一个更全面的、更立体的徐悲鸿。”

　　“江南徐生”是徐悲鸿早年书信中自署的别号，既表明其江南籍贯，也暗示其儒学修养与自我认同。该单元通过珍稀史料与代表性作品，系统呈现了徐悲鸿从传统艺术启蒙、东瀛游学到巴黎深造的艺术成长轨迹。

　　在宜兴时期，传统笔墨的章法与意境构筑了徐悲鸿最初的艺术追求。这一阶段的作品虽具程式化特征，却为其日后融通中西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步入上海美专后，多元的艺术理念开阔了徐悲鸿的创作视野。留学日本期间，西方艺术的独特魅力令其作品开始呈现对光影、透视与动态表现的初步探索。法国求学时期是徐悲鸿艺术生涯的关键转折。在巴黎，他系统研习西方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技法，完成了造型与构图的全面训练，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中西合璧特色，其人物肖像与花鸟画作既保留传统绘画的意境与笔墨韵律,又融入西方写实主义的精准刻画。比如，此次展出的《箫声》便是徐悲鸿留法期间创作的代表性人物肖像油画。

　　此外，在展厅中，观众还可以看到《狮吼》《奴隶与狮》《狮子》等多幅以狮子为描摹对象的速写。据介绍，徐悲鸿十分喜欢画狮子，1921年至1923年期间，徐悲鸿旅居德国柏林，天气晴朗时，必去动物园写生。徐骥表示，纵观徐悲鸿艺术生涯，对狮子的描绘从未停止，随着祖国情势、个人情感的变化，狮子这一艺术形象，逐渐由浪漫主义描绘转为现实主义刻画，由个人热情升华成对家国情怀的寄寓。

　　02

　　生于忧患的家国情怀

　　徐悲鸿是在国家危难与社会动荡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将“生于忧患”这一理念内化为艺术革新的动力，1926年至1936年间，徐悲鸿通过系统整合欧洲写实主义体系与中国美学传统，在视觉语言革新与文化立场确立两个维度实现突破，推动中国艺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范式转型。

　　在艺术本体层面，徐悲鸿构建了具有方法论价值的融合体系。在造型语言上，他创造性转化了达·芬奇运动解剖学原理，在《奔马图》中形成“形准而气贯”的新范式——精确的肌肉结构与水墨写意构成辩证统一，既突破传统鞍马画的程式化表现，又超越西方写实的机械再现。

　　取材于古代春秋时期九方皋相马故事的大幅国画《九方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画中，九方皋叉腰昂首站立，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前方的黑色骏马。他的胸有成竹与身后两个浅薄之徒的自命不凡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这是徐悲鸿笔下唯一一幅被拴上缰绳的马。”徐骥介绍，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不套缰绳、追求自由的野马、奔马，而《九方皋》中这匹黑缎似的骏马心甘情愿套着红缰绳。对此，徐悲鸿曾解释说：“马也如人，愿为知己者所用，不愿为昏庸者所制。”他以马喻人——有贤才的人更希望自己是一匹千里驹，能得到像九方皋那样的发掘，找到用武之地，间接反映了徐悲鸿归国之后的心境。在策展人张艺看来，徐悲鸿的艺术革新始终贯穿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

　　九方皋（国画） 139×351厘米 1931年 徐悲鸿

　　03

　　担负民族责任

　　建构美术教学体系

　　徐悲鸿是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奠基者之一。他的艺术理念、教育贡献，以及对中西艺术融合的探索，都对当时的中国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悲鸿不仅为中国画的改良、中国现代艺术的民族性与本土化提供了一种基础坚实的风格样式，更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此次展览中，徐悲鸿的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引人注目。该画作是1939年11月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于1940年7月完成画作，以遒劲笔触描绘了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该作品将西方历史画叙事传统与中国士人精神传统对接，构建起兼具现代国家意识与传统伦理价值的表达范式。徐骥表示：“徐悲鸿于欧洲学院绘画体系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所需的内核精神——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并以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投身到文化启蒙运动中。”

　　展厅中，展出了许多徐悲鸿生平的照片与文献资料。资料显示，他留学归来后，积极参与中国美术教育工作，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美术学院（现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任教，推动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他提倡“写实主义”教学，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对中国艺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构的“双轨制”教学体系具有文化战略意义。该体系以解剖学、透视法重构造型基础训练，同时通过笔墨课程延续文人画精神传统，形成“科学认知—人文传承”的辩证结构。他提出的“师造化”教学理念，将西方写生传统转化为本土化的观察方法论。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培养出新一代美术人才，更塑造了社会主义美术的创作范式。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梁江认为：“徐悲鸿是现代中国美术进程中一个没有办法绕过去的大家，他对于中国的美术教育、艺术创作理念、传统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此次展览在大湾区这样一个重要地点展示，相信会给予我们很多启迪。”

　　作者：李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