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许仕豪、李丽、吴丽楠）上个月，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发布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自2023年2月成立至去年底的业务开展情况。作为全国唯一的、专门处理体育领域纠纷的仲裁机构，仲裁委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设立的体育仲裁制度落地实施——中国的“体育法官”，正在为体育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赛场外的“裁判员”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首次写入设立体育仲裁机构的条款。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增设“体育仲裁”专章，明确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组建体育仲裁机构。法律的完善，是仲裁委成立的重要前提。

　　“过去的体育纠纷，往往依赖协会内部解决，缺乏完善的救济渠道。”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韩向飞坦言，在制度空窗期，四类纠纷尤为棘手：协会处罚争议、运动员欠薪纠纷、注册资格纠纷、兴奋剂违规问题等。专业性强、规则特殊的体育纠纷，常因法律程序缺位陷入“三不管”境地。

　　“假如协会给运动员开罚单，是很难进入司法程序的，这意味着协会处理已经是终局了。”韩向飞说，“又比如欠薪纠纷，运动员的工作合同与普通劳动合同不同，劳动仲裁机构不愿受理，法院又不一定接，往往求诉无门。”

　　因此，兼顾专业、公平和效率的仲裁制度，完善了体育纠纷的救济渠道，弥补了争议解决的机制空白。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生涯较短、赛事不等人等特殊性，体育仲裁时限为常规3个月、（大赛时）特别程序24小时，相较司法程序更加高效便捷，最大程度保护各方利益。

　　截至去年底，仲裁委累计接收仲裁申请173起，立案审理82件，案件覆盖足球、冰球等六类运动项目。此外，仲裁委还在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与仲裁制度的衔接，目前已有中国足球协会等4家全国性协会将体育仲裁机制纳入章程，49家项目中心、单项体育协会完成管理规则修订或赛事条款增补。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卢松说：“过去解决体育纠纷主要靠三个渠道，即体育协会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法院和劳动仲裁。体育仲裁委成立后，相当程度上接替了法院的工作。”作为独立第三方、“赛场外的裁判员”，仲裁委既为运动员提供权益救济渠道，亦促使体育组织完善内部规则，助力行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

　　案件多为“民告官”

　　仲裁委公开的数据显示，不少体育仲裁案件呈现出类似“民告官”式的特征。

　　《2024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年报》（以下简称《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民个人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有55例，而作为被申请人仅3例；对比之下，法人（如俱乐部）作为被申请人的有47例，体育社会组织则有24例。综合来看，涉及体育纠纷时，个体作为仲裁申请人的数量较多，各类组织机构则往往处于被申请人地位。不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引发了个体通过仲裁维权的需求。

　　类似“民告官”案例存在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合同、转会纠纷多；二是运动员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学生，法律意识薄弱，往往导致维权困难。

　　此前，某未成年运动员因青训合同纠纷陷入职业困境。俱乐部与其父母签订协议时，设置了一系列包括高额解约金在内的、只有俱乐部可以单方解除的条款；后因家庭与俱乐部矛盾，运动员面临无法转会且被禁止注册参赛的难题。

　　此案若严格按合同条款裁决，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但直接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据。最终，仲裁委促成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运动员得以重返赛场。对这样的裁决结果，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钢表示：“未来体育仲裁规则修订应更多考虑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民告官”多，不意味着仲裁委“拉偏架”。实践当中，需要兼顾各方合法权益。某大学生运动员转会后被原属俱乐部和新俱乐部双重注册，引发“一女二嫁”争议，被禁止参加某项全国性赛事。仲裁委在尊重运动员意见的同时，充分考量了俱乐部的利益，最终实现了相对平衡的裁决结果。

　　“一方面，运动员享有注册与交流的权利；另一方面，俱乐部长期培养运动员成本高，如果运动员成才后就被挖走，对培养运动员的俱乐部的利益损害也很大。”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赵健说，体育仲裁的作用，就是依照法律法规保护各方权利、合理解决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足球领域纠纷最为多发。《年报》显示，足球领域纠纷占2023-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总数的86.5%。“足球领域案件范围广、爆点多、串案多。”赵健总结道。

　　仲裁“主权”需维护

　　体育仲裁首次引发大规模“破圈”关注，当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理孙杨案件一事。孙杨最终被判未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被禁赛4年3个月，引发轰动。专家普遍认为，事件折射出中国体育界对国际规则和仲裁事务了解不足的现实，也反映了中国体育仲裁加强国际交流的必要性。

　　“一些案件暴露出了国内缺乏专门体育仲裁机制的被动性。”袁钢说，我国运动员及其团队在处理国际体育纠纷时因对体育仲裁认知不足、缺乏经验造成了诸多问题，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国际体育法律思维与规则意识。

　　不少专家还提出，一些外籍运动员或教练与国内俱乐部或协会的纠纷，若国内未设体育仲裁机构，外方多数会移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这意味着我们在相关争议中丧失仲裁的管辖权。建立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某种程度上是仲裁“主权”问题。

　　巴黎奥运会特别仲裁庭12位仲裁员中，亚洲代表仅有卢松一位；另设的反兴奋剂仲裁庭中，清一色都是欧美面孔。卢松表示，当下国内体育仲裁人才力量依旧不足，需要继续学习和对接国际规则，不断培养壮大仲裁员队伍。

　　“要和国际接轨，包括仲裁机构管理、仲裁员选聘、仲裁规则细化等。”韩向飞说，等发展更为成熟、积累更多经验之后，仲裁委“或许能为中国举办的国际赛事提供仲裁服务”。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体育仲裁大有可为的领域。“未来，我们希望为国际体育纠纷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赵健还建议扩大体育仲裁范围，他表示，体育争议具有复合性，往往同时涉及商事、劳动、体育等多个领域，不可能同一个争议分为几部分由不同机构受理。“建议凡是与体育有关的纠纷，当事人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的，仲裁委均可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