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跃进
京剧《武帝刘彻》以刘彻命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战河西为背景,通过刘彻与一班重臣在重重危局中的冲突与共振为叙事,展现其强家国、靖边患、通万邦、安天下的宏图大愿。
作为新编历史剧,演绎刘彻的故事,固然是基于创作者的民族情感与文化情怀的艺术构想,但这种构想,必须建筑于史实的客观真实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清晰认知之上,从而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史观。《武帝刘彻》对刘彻的塑造,恰是能够直面人物所处的历史境遇,在人物的历史作为中提炼其历史价值和贡献,予以艺术地呈现。
剧本创作
历史剧的演绎,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只是外在的,创作本身苦心孤诣的是历史进程中的人物,深究细探其在历史危局中行为抉择的情感困苦、思想情怀和性格魅力才是根本。剧中的刘彻、公孙弘、张骞等人物,便是被创作者置于这样的观察视角和人文考量中。
刘彻,甫一出场就是踌躇满志的形象。他刚作出两路大军分头征战匈奴的布局,迎面而来的却是山东突发水患,灾民如浪似潮,亟待朝廷赈灾放粮的情势。而“征战正急,国库存粮,是为军粮,不可擅动”正是他的严令。陡然间,赈灾与征战,孰重孰轻?这让这位英年君主内心焦灼。备受刘彻信任的重臣汲黯,责难丞相公孙弘一味维护刘彻征战行动,故意隐瞒灾情,竟当着群臣质疑刘彻的征战“动摇国本负民心”。此时,前方传来战报,张骞兵败右北平。刘彻闻之,颓然呆坐,他的精心布局似乎面临破局。显然,这是创作者的精心布局,置刘彻于历史的危急关头,营造出严峻的戏剧情境。从史籍看,所述于史有据。
张骞的兵败,迫使刘彻将所有希望都系于霍去病深入大漠奔袭成功,方可赢得战略主动。正当刘彻急欲给霍去病运送粮草时,大司农颤巍巍地报告,国库存粮已被丞相公孙弘调用赈灾。刘彻盛怒,唤来已病入膏肓的公孙弘。由此,舞台上出现了刘彻与公孙弘之间的一场重头戏。公孙弘性情敦厚,素来对刘彻服从。刘彻不明白,为何公孙弘竟然“敢悖朕钧旨,釜底抽薪,陷朕绝境”?创作者以两人的身份和个性反差为依据,引出了这对君臣之间一场披肝沥胆的对手戏。戏是从刘彻的厉声责问切入的,深入到君臣俩都意识到大汉基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死局”,直至公孙弘道出“擅自调粮”的原委,他要以“一死之力”为陛下“打开死局”。其间,人情世故、使命担当、治国谋略、家国忧患,环环相扣逐次推进。当公孙弘用尽生命中最后一丝气力吐尽心声,溘然死去之时,刘彻蓦然发现,在自己擘画的宏图之下,赫然站立着一个大汉江山的不死忠魂。正是凭着公孙弘的瞻远目光和务实施政,刘彻得以度过眼前赈灾与征战“争粮”的危机。
全剧另一场重头戏,发生在刘彻与张骞之间。张骞受命出使西域,历经磨难不辱使命返回长安,之后被刘彻视为知己。剧中的张骞因“缺乏果决,贻误战机,招致大败”,自知罪当万死,却以归还刘彻赠剑为由,要与刘彻一吐心中块垒。于是,便有了刘彻悬剑夜访张骞囚牢的那场戏。这是一场充满煎熬却引人入胜的戏,表现的可谓灵魂的对峙,是两种悲悯情怀的交锋与升华。戏的舞台转折,出现在张骞泣述自己不忍目睹两军阵前厮杀之惨烈的那一刻。张骞的悲天悯人,勾连起刘彻心底的深重淤积。刘彻知道张骞真正胆怯的是与匈奴无休止的征战,于是,反问张骞:“边地子民家破人亡,断首裂身的惨状,你可曾看见?”进而又问:“你只看到西域诸国迁居远遁,逃避战火。你可曾想过,我堂堂大汉,泱泱万民又能逃往何处,避往何方?”这声声诘问,于张骞而言,不啻是灵魂的鞭挞。渐渐地,话题愈发深入,张骞顿悟了刘彻之所以遣他出使西域的深意,直至君臣俩在“唯有跨疆通域,诚联外邦,共利互惠。以求八方荣融”的意愿下产生共鸣。刘彻顺势要求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实现强家国、靖边患、通万邦、安天下的宏图大愿。
《武帝刘彻》的剧本创作因触及民族纷争与交融,而被视为畏途。由冯钢、章楚吟、沈颖组合的编剧,能够从历史进步和民族和睦的视角出发,谨慎拿捏民族交流史中征战与融合的分寸,着力塑造在历史进程中人物的艰难抉择和性格表现,刻画了刘彻等历史人物颇为复杂的性格、情怀,乃至宏大胸怀与政治抱负,也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历史人物的人性和心理的深层潜藏。
舞台叙事
《武帝刘彻》的舞台叙事,由导演王青主持。在演剧风格上,似乎有意遵循上海京剧院历史剧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叙事节奏明快与沉稳相济,历史氛围浓郁。舞台置景追求凝练而粗粝,于深沉端庄中折射历史情境的严峻与宏阔。
剧中三位主演,皆由老生应工。扮演刘彻的是余派老生傅希如,扮演张骞的是麒派老生鲁肃,扮演公孙弘的是言派老生陈圣杰。仨老生一台戏,虽不常见,却也不见得犯忌。好在这三大老生流派,声腔个性色彩差异性还是鲜明的。余派声腔的中正大度与刚柔相济,倒也适合于刘彻的君王形象。言派声腔相对婉转清幽,于细腻中寄深情,挺贴合公孙弘之气质。麒派虽以表演和白口见长,但声腔的叙事与渲染也别有一功。从舞台效果看,三位主演很是注重发挥流派声腔对人物塑造的独特性优势,无论余派与言派同场,还是余派与麒派同场,皆能让声腔张弛有致地构成和谐对位,稳稳地立足于舞台,让观众毫不觉得违和,反而觉得是一次有意味的组合与巧思。
上海京剧院是鼓励演员对表演艺术的境界有所追求的。这种境界,并不是让演员摒弃京剧的程式艺术和表演语汇,而是在程式表演的基础上融入对人物的心理体验,以点滴之功,不断充实自身的表演。有一个细节是,第一场刘彻问众大臣“国库存粮该不该用作军粮”那句台词的末尾,傅希如目光凝视,眼中有人,用鼻音挤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嗯”,外化了一个君王对大臣们语焉不详的不满。这种处理,在老戏里是难以得见的。陈圣杰饰演的公孙弘,其人物衰而又衰的程度,按一般衰派老生的身段无以体现。陈圣杰极度地放大了衰派老生的身段台步,配合由内而生的颤颤巍巍状态,从台词到身段浑然得体地塑造了公孙弘形象。张骞与刘彻的对儿戏中有大段的念白,鲁肃当仁不让地发挥了麒派的擅长,将台词念得声声入耳,直抵观者心扉。而孙亚军扮演的霍去病,虽说角色使然而游离了全剧的人物关系,但最后那场大漠鏖战,尽显其文武小生开合自如的潇洒身姿,少帅英气肆意张扬。剧中仅两位女角卫子夫、须兰,卫子夫的扮演者杨扬本工荀派花旦,这回是应了青衣的唱念,演得中规中矩,但气质上的大度与温润依然清新可人。扮演须兰的刘韩希烨,表演上也表现了匈奴女子的硬朗与率性。上海新生代的京剧表演艺术阵容,从中可见一斑。
初登舞台的《武帝刘彻》,以主题立意的积极明确和文本结构的坚实,以及文学意涵的现代价值指向,而显现出良好的艺术品相。深以为,这是一出可以期待的新编京剧历史剧。无须讳言,该剧在文本叙事和舞台叙事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为显著的是,重点场次文本叙事逻辑有待梳理调整,要处理好人物间的交流逻辑与观众剧场接受逻辑这两者的关系,使之契合。进而牵动舞台节奏、表演节奏的优化与精进,乃至唱腔与布局的调整与出彩。总之,《武帝刘彻》值得予以精心打造,使之成为新时代历史剧创作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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