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济南市文物局获悉，经检测，考古人员在大辛庄遗址出土的一件商代铜鸮卣内发现距今3000年前的蒸馏酒，此举填补了我国自商代至汉代生产蒸馏酒的空白，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通过山大联合实验室科学检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济南市文物部门获悉，经山东大学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吴朦副研究员检测，2010年12月在大辛庄遗址M257墓葬中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其中的液体竟然是蒸馏酒！

　　据介绍，山大该实验室在检测中，采取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 40℃下富集 30ml样品液体中的挥发性有机分子，进行 GC/MS 检测；另外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到样品液体中的小分子有机酸，如草酸、酒石酸、苹果酸、柠檬酸、琥珀酸等，这些有机酸为发酵酒的生物标志物；以及，通过pH计检测样品液体的酸碱性，综合得出上述结论。

　　时隔约3000年，该铜卣在埋藏的过程中已经锈蚀，铜锈将器盖与器身紧密连接，客观上也起到阻止器内液体挥发的作用。

　　出土后，打开器盖，考古人员发现内部有清澈水体，当时就怀疑为陪葬的酒，但无法证实。同时发现，铜卣内壁仅有少量红锈，应为氧化亚铜，由于该锈蚀物是铜单质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生成的，表明铜卣在埋藏过程中密封性良好，内部物质氧化不充分。

　　铜卣内取出的液体，经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检测后，发现微量乙醇，证明其为酒。

　　酒可以分为发酵酒和蒸馏酒，发酵酒即用谷物或者水果等在酵母菌的作用下无氧发酵产生低浓度的乙醇，其中含有大量有机酸，使酒液呈酸性（pH 在 3-4 之间）。若发酵酒盛放在青铜容器中长久埋藏于地下，其中的有机酸会溶解铜锈，使得酒液呈现蓝色。而蒸馏酒是把发酵酒蒸馏，收集其中沸点低于100℃的挥发性成分，因此蒸馏酒中不含有这些高沸点的有机酸，呈中性。大辛庄这件商代铜卣内发现的酒液无色透明，表明没有铜离子溶入，检测其pH=5.8，接近中性；又经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未检测到任何有机酸，说明水体在埋藏前也不含有酸性物质。综上分析，该样品不是发酵酒，而是蒸馏酒。

　　考古出土的发酵酒和蒸馏酒的颜色。a: 烟台十三里堡汉墓陶罐内蒸馏酒；b: 榆林走马梁汉墓铜壶内发酵酒；c: 大辛庄商代墓铜卣内蒸馏酒

　　有力驳斥蒸馏酒“外来说”

　　这件商代铜鸮卣现藏于济南市考古研究院，是2010年12月，该院考古人员在大辛庄遗址发掘的M257墓葬中出土的，时代为商代晚期。器物出土时，考古人员能够明显感受到其内部有少量液体，但由于器盖和器身已经牢牢结合在一起，迟迟未能开启。

　　商代铜鸮卣

　　直到2024年底，大辛庄遗址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方案通过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审批，并入选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项目，才有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的文物修复人员对铜鸮卣的锈蚀部分进行处理，打开了器盖。随后，器内液体标本被密封送往山东大学环境与社科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证实，是3000年前的蒸馏酒。

　　据检测项目负责人、山东大学吴朦副研究员介绍，对中国蒸馏酒的起源研究一直是科技史和酒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此前的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最早的蒸馏酒记录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古埃及灭亡后，蒸馏酒技术被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等欧洲和中亚地区的文明吸收和传播。

　　尽管中国的酿造酒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就开始用谷物酿造米酒，但是中国早期蒸馏酒的记录一直是空白的。直到辽金元时期，历史文献上才出现蒸馏酒在中国传播的明确记载，而考古发现的最早蒸馏酒作坊是辽代的。因此此前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中国的蒸馏酒是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从中亚地区学习掌握，经由草原丝绸之路带入中国并传播开来的。但是随着考古的新发现，陆续有汉代的蒸馏器实物出土，包括海昏侯墓出土了西汉的蒸馏器，西安张家堡墓地出土了新莽时期的蒸馏器，这些汉代的蒸馏器表明，中国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蒸馏技术。只是蒸馏技术是否被用来制作蒸馏酒，尚不可定论。后来，山东大学环境与社科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经多种分析方法检测，烟台十三里堡汉墓出土的酒被鉴定为蒸馏酒，证明了汉代的蒸馏技术已经被用来制作蒸馏酒，表明中国至少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已经独自发明了蒸馏酒。

　　而此次在大辛庄遗址商代铜鸮卣内的液体样品，检测为蒸馏酒，将中国发明蒸馏酒的时间向前追溯至3000年前，较山东烟台十三里堡的发现又提前了约1000年，基本与古埃及发明蒸馏酒是同一时期，此举填补了商代至汉代我国蒸馏酒的空白。

　　“盛酒器”铜鸮卣造型前所未见

　　时间追溯到2010年，6月28日召开的济南大辛庄遗址重大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聚集了包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在内的当时国内顶尖级考古专家。大家一致表示，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充分说明，大辛庄遗址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在商代前期后段至后期早段，是我国东方地区规格最高的一处遗址，在商代考古与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当时出土的随葬品可谓“超级豪华”：一件直径40厘米、通高60厘米的大铜鼎，被认为是除商都之外发现的很大的一件。次日的齐鲁晚报以《豪墓开 铜鼎出》在头版做了报道；一件超大铜钺表明墓主人拥有军事指挥权，是当时商朝的“东方战事总司令”；另外，还出土包括铜觚、铜爵等青铜重器，均受到当时采访的各家媒体聚焦。

　　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铜鼎

　　铜觚

　　铜爵

　　铜钺

　　尤其是，大辛庄遗址还出土甲骨文。当时参加发布会的北京大学博导、教授刘绪说，当时国内发现甲骨文的只有安阳殷墟以及郑州商城，大辛庄是第三处，而“只要是出土甲骨文的地方都不是一般的地方”，凸显大辛庄遗址在商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回顾15年前这次新闻发布会，出土的铜鸮卣未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只是考古专家林沄提到，本次大辛庄发现的铜器有的器型前所未见，显示了很高的青铜铸造技术。其中一个铜器，在其口沿下还有两个环，自己以前未曾见过——指的就是这尊铜鸮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乔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