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条狗，一辆车，不会英语，骑着单车骑行东南亚、欧洲、大洋洲。”这是李东菊短视频账号置顶视频的标题。她今年66岁，在开始骑行前，已经与抑郁症缠斗10年之久。2014年，她第一次勇敢走出国门，来到东南亚，开始骑行之旅。此后8年，她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做保洁、刷盘子等挣旅费，已骑行国内20多个城市、三大洲12个国家。渐渐地，她的身体也在好转，她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吃抗抑郁的药了。

　　12月27日，李东菊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我走上骑行之旅的每一步都很不容易，换别人可能早就放弃了。但我每次受到挫折，都在总结失败经验，一点一点往前走。”

　　中年婚变后，她患上了抑郁症

　　李冬菊出生于1958年，青年时参加上山下乡，返回河南郑州后成为一名纺织工人，和同事结为夫妻并育有一子。虽然后来下了岗，但一家三口的生活仍舒适温馨。直至李冬菊44岁时，相处多年的丈夫出轨并提出了离婚。

　　“我当时到底是太天真，他说房子可以归我，钱他要全带走。我说‘人都没有了，我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呢，全都归你吧’。就这样，我放弃了一切。”李冬菊告诉北青报记者，当时她赌气主动净身出户，离婚后，丈夫很快再婚，而她却患上了抑郁症。

　　李冬菊说，那段时间，她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都没有用。她靠“祥林嫂式”的倾诉来缓解痛苦。“这个病一犯起来，我就不停地说我身上发生的事，极度愤怒和怨恨。最后我妹妹、朋友都和我断了联系。想想也是，你老是说一个话题，谁能不烦呢。”

　　常年服药给李冬菊的身体带来了一定负担，心脏经常不舒服。一天，她正在走路，突然胸口一疼，倒在地上，嘴唇和牙齿被磕伤。从那之后，她就自作主张停了药，很快抑郁症状加重了。“儿子说，我当时的眼神看着都不对劲儿了。后来，我住院了，出院后又继续吃药。”李冬菊说。

　　因为要花大量时间陪伴母亲，李冬菊儿子的工作、婚姻都受到了影响。“儿子有一天跟我说：妈妈呀，咱把生活过好，你不要让我再操心了。你这样折磨自己，他们也不会知道。你是我的妈妈，我看你这样好难受。”李冬菊告诉北青报记者，儿子的话让她开始反省，有了走出抑郁的决心，“我想，为了儿子也得走出来。我儿子特别孝顺懂事，我在世界上最对不起的就是他，我自责啊。”

　　一开始，李冬菊想转移注意力，但选取的方法都不太管用。她尝试听音乐，可音乐一停下来，又会想到自己的痛苦。她曾疯狂打游戏，每天一睡醒就打。她还去做过义工，疏导别人的心结。“我知道人痛苦的时候很想找人诉说。但是听到别人的爱情、家庭故事，会让我联想到自己，然后我就又陷入痛苦挣脱不开。”

　　2014年的一天，李冬菊看到一群穿着全套装备的骑手在街上穿行而过，心生羡慕。“我喜欢骑车，家里有辆100多块钱的自行车，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直很爱惜，每天把车擦得亮亮的。”

　　李冬菊萌生了骑行的想法，她先是买了个比较便宜的骑行头盔“过过瘾”，在院子里浇花的时候也戴在头上。见她喜欢，儿子花1100元给她买了辆折叠自行车。

　　这一年，李冬菊56岁，她的人生以这份礼物为分界点，走向了奇趣和冒险。

　　打工攒钱，她与骑友到东南亚骑行

　　李冬菊是老网民，为了骑行，她开始在QQ等社交平台寻找骑友。她将第一站定到了西藏。“我想，要骑就骑个远的。”亲人和骑友们都劝她，担心她年纪大高反严重，但她下定决心，一定要骑行去西藏，为此还做了攻略并开始计算所需花销，“最便宜的话是一天花100元，总共去二十一二天左右。”

　　她兴冲冲地去银行取钱，发现账户里只剩170元。于是，第一次骑行计划就这样因为经费问题取消了。

　　2014年10月，骑友群里有人发了一条信息——“有没有人一起去东南亚骑行？”李冬菊心动了，那几个月她靠打工已经攒下了一万多元。她立即联系群友报名，随后又花了1000多元办了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四国签证。就这样，不会英语的李冬菊带着一部老年机和自行车，与骑友们在2014年11月8日出发了，这是她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骑行的经历并不令人满意。约一周后，由于自行车性能不够好，加上自己年龄大体力较弱等缘故，李冬菊跟不上另两名骑友，和他们走散了。幸而得到另一名骑友的帮助，她才顺利回国。从出发到回国花了12天，原计划的四国骑行最后只去了越南。

　　“我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总想着别人会一直带着我。”不过，李冬菊仍感激这一次骑行经历和当初陪她一起出发的骑友，“他们让我有勇气迈出了第一步。”

　　从越南抵达广西南宁后，面对家人询问何时回家时，李冬菊犹豫了，“我不想回去，我知道这次回去了，下一次就没有说服家人的可能了。”骑行群里有人告诉她，去云南丽江做义工可以包吃包住，还能打工挣钱。于是，她改道前往丽江，在一家美容会所应聘上了保洁，继续打工挣钱。

　　一开始，美容院老板并不想用李冬菊，认为她年纪大且不是本地人，干不长。“我跟老板说，你招了我肯定不会后悔的，先用我几天试试，觉得我做得不好我就走。”李冬菊的工作是打扫房间、洗床上用品，一天下来工作十多个小时，站得腿都是肿的。但她工作非常认真，其他人拖地用拖把，她用布来擦，看到床底有灰尘，她会趴下来往里面够着擦拭。“店长看到之后，就跟领导说要留下我，还让大家照顾好我。” 李冬菊说。

　　2015年春节，李冬菊给儿子、儿媳、小孙子买了机票，让他们来丽江一起过年。“小孙子当时还口齿不清呢，一见我就喊：‘看奶奶坐灰机，看奶奶坐灰机’。”李冬菊幸福地回忆道。

　　骑行东南亚的经历虽然不太顺利，但却激发了李冬菊对骑行的渴望与热爱，在丽江的打工之旅让她攒下一笔费用。李冬菊开始在国内骑行积累经验，2015年，她先后去了海南、西藏、新疆等地，骑行了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如果自己每月3500元的退休工资不够花，她就在当地打零工挣钱。在旅途中，她逐渐学会了规划路线、查看交通、安排住宿等。“我走上骑行之旅的每一步都很不容易，换了别人可能早就放弃了。但是每次受到挫折，我都在总结失败经验，一点一点往前走。骑车的时候，我一门心思往前骑，有什么困难就去努力，没有退缩过。”

　　李冬菊会把每天的行程、食宿、花费、认识的人以及所拍图片上传到QQ空间里，有时会花上几个小时写游记。她曾写道：“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我）写作水平有限，（但是写的内容）真材实料对骑友会有所帮助。等到老了来翻看，这一幕幕也是一种回忆，也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一人一狗一车，8年骑行12国

　　从2015年开始，李冬菊带上了爱犬泰迪“犀利”一起骑行。在她看来，“犀利”聪明机警，听话乖巧。有一次，“犀利”跟在她身后穿行马路。“我回头一看，一辆车疾驰而过，我心里一痛，觉得完了。结果等车走了一看，它躲在旁边的草丛里。”还有一次，李冬菊在骑行中看到一个亭子，推车进去休息，腰包挂在车把上，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听到“犀利”的叫声惊醒，发现一个男人正站在车前准备偷包。“多亏小家伙站岗，不然我的手机、身份证都要丢了。” 李冬菊说。

　　2017年10月，李冬菊做好攻略，再次前往东南亚，骑行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比起去景点打卡，她更享受骑行在路上的感觉，也喜欢与当地人接触，“人生才多少年啊，应该活在当下！”

　　那些年，李冬菊不是在骑行就是在打工攒钱准备下一次骑行。2019年4月，她一个人来到欧洲，从塞尔维亚机场一路骑到波黑、黑山、克罗地亚，坐飞机到法国尼斯，再一路骑到摩纳哥、马赛。欧洲之行也发生过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李冬菊骑到波黑时，看到有两人站岗，对她挥手说话。“我听不懂英语啊，只听得懂hello、yes、ok、no，我就一边骑着车，一边喊hello，摇着手过去了。结果发现那两个人可严肃可生气地追着我跑，我赶紧停下点，双手合十、弯腰道歉，给他们看我的护照。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边界线，硬闯人家可能开枪打我。”

　　2019年11月，适逢南半球夏季。李冬菊又一次出发了，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入境，先后到了悉尼、塔斯马尼亚岛和墨尔本，开启了历时四个月的大洋洲之旅。

　　当年的澳大利亚正值大旱，已经4年没有下雨，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李冬菊向北青报记者描述当时看到的场景：“草啊树啊，都是枯的，一阵大风刮来都可能点着。道路两侧的森林被烧得炭黑，远处火光点点。”李冬菊就这样骑车飞驰穿过那片森林。

　　她提到，有一次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看到10米外的树和丛林着火，但是她不会英语无法报警，只能赶紧骑车到附近的服务区，给别人看自己拍的视频，最后及时阻止了火情蔓延，“我感觉挺自豪的，我也算为澳大利亚做了一点小贡献吧。”

　　京兰是李冬菊40多年的老友，她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年的婚变让李冬菊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自从开始骑行，她的精神头就回来了。“我很佩服她的韧劲和勇气，也心疼她吃的苦。她在国外过得很节省，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去超市买打折的面包，住自己搭的帐篷。还曾因丢了钱包和护照大哭过。”

　　迎着未知和冒险，从与人结伴到独自前行，从2014年到2022年，8年的时间里，李冬菊从郑州出发，不仅骑行过国内20多个城市、三大洲的12个国家，还以背包客的方式旅行过斯里兰卡、俄罗斯等国家，也重构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抑郁症也逐渐被治愈，她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需要吃药了。

　　骑行路上的所见所闻，逐渐改变了曾心里满是怨恨的李冬菊。她说：“我学会了放下一切仇恨。假如我再去记仇，再提过去，那不是伤害自己吗？过去已过去，如今我想善待身边每一个人。”总结这8年的骑行生涯，李冬菊心里更多的是感恩：“我一路见人能帮就帮，不伤害任何人。我也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我相信，好人有好报。”

　　李冬菊对世界的热爱与好奇一如既往，今年8月开始，她又以背包客的方式旅行了尼泊尔、孟加拉国、马来西亚，也骑行去了泰国和柬埔寨。她告诉北青报记者，等明年天气变暖，她打算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一路骑行穿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家，“我的梦想是攒够100个国家！”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戴幼卿 实习生 苏海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