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明年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如何推进？从单方面免签、优化过境免签，到我国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的产品零关税待遇，这些正在进行的单边开放措施，对我们自身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世界贸易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未来单边开放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哪些领域？《新闻1+1》连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带来分析解读。

　　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优化

　　这些单边开放政策会带来哪些影响？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从经济和贸易角度来讲，国际旅游服务贸易是一个大生意，从世界范围来看，旅游服务贸易就是最大类单类服务贸易，对中国来讲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前三季度的国际旅游服务贸易额已经超过了15000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据。对中国来讲旅游服务贸易确实是处于逆差的，我们现在扩大旅游的单边开放，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讲对我们是有利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方面，从人文交流的角度来讲，现在我们扩大单边开放，也是为了欢迎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亲身体验，亲身感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发展，要破除现在国际上一些媒体对中国的一些妖魔化宣传，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些外国人来中国亲身体验。

　　扩大单边开放

　　是否是对其他国家要“脱钩”的见招拆招？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现在确实有一些国家想要跟中国脱钩，或者说以所谓“去风险”的名义来跟中国脱钩。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要跟我们脱钩，我们反而要扩大中国的开放，跟世界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跟世界市场，跟世界各个国家保持更加紧密的关系。扩大单边开放是其中重要的方式，通过降低我们的贸易壁垒，通过降低我们对人员流动、资金流动、数据流动等方面的一些限制，来与相关的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网络，这是破除一些相关国家对我们采取所谓脱钩、遏制或者阻隔等手段的最好应对方式。

　　扩大单边开放，我们会吃亏吗？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我们的单边开放，更多的是一种主动作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做出这样一些单边开放的措施以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积极做出回应，比如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在对中国签证管理上也进行了放松。

　　另外，从贸易的角度来讲，中国是国际经济体系比较迟的参与者，2000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已经是WTO的第143个成员，大部分国家在对外开放上走得比我们早，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开放程度总体来讲比我们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单边开放也好，自主开放也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与更先进的、更高的标准靠拢接近，而不是吃亏。

　　扩大单边开放

　　将来还会向哪些新的领域扩展？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我们在对外开放领域一直在不断地取得进展，应该说我们以前的开放在制造业、货物贸易领域开放的幅度比较大，开放的速度比较快，现在我们开放的重点就扩展到了服务贸易领域，包括医疗服务是我们现在开放非常重点的方向。一方面是我们国内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扩大对外资开放，来促进国内医疗市场的竞争。

　　在服务业领域，现在还有很多领域可以继续推动，像电信领域、数字贸易领域，包括物流、运输、金融等行业，我们还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空间。服务贸易现在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点方向，尤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随着我们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内需的促进也成了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其实内需在未来的主要方向也是在服务业领域，所以扩大在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也可以为内需创造一个更好的供给，推动内需更好地发展。

　　扩大单边开放

　　对世界贸易起到什么作用？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现在世界贸易、世界经济面临很多的困难，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确实破坏了整个世界稳定的大局，制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单边开放其实就是发挥了中国在这样一个动荡世界中最大稳定器的作用，中国的确定性是克服现在世界不确定性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们现在非常坚定地扩大单边开放、扩大自主开放，就是给世界提供信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我们开放的姿态就是确保未来经济全球化能够继续向前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如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制度型开放是中国的一个政策概念，更多的是在国内制度层面的改革。我们讲的标准，包括规制等这些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其实更多是希望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能够跟国际上通行的，或者高标准的惯例和做法更加一致，能够进一步提高中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程度，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包括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

　　其实就是提高中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经济体制间的相融性、相通性，更加便利于商品、服务、数据、要素等跨境流动，进一步提高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