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来，

　　海昏侯墓考古进入第三阶段，

　　即进行资料整理和考古报告编写工作，

　　海昏侯墓考古报告

　　也被列入国家文物局

　　《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和《“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重点工作。

　　在9月21日举办的

　　2024第一届汉代海昏侯国考古

　　与汉文化学术论坛上，

　　考古专家公布了一系列

　　海昏侯墓研究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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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夫人墓晚于刘贺墓

　　侯夫人墓作为海昏侯墓园内的2号墓，也一直备受关注。海昏侯刘贺墓和侯夫人墓占据了墓园最高，也是最中心的位置，有东、西两座封土，西为刘贺墓，东为侯夫人墓，均呈覆斗形。两墓共用一个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礼制性高台建筑，该礼制性建筑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汉代以右为尊，清理后考古人员发现，刘贺墓的封土堆、封土的夯土基座均明显比侯夫人墓的大。

　　由于侯夫人墓的墓室深度较浅，位于地下水水位线之上，椁室的椁木已腐朽殆尽，墓葬也被盗严重，仅存少量陶罐、铜器残片等随葬品，以及部分漆器和椁底板的痕迹。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介绍，侯夫人墓与刘贺墓共建于墎墩山顶，属同茔异穴合葬墓。侯夫人墓的封土高约5.6米，均采用质地一层硬一层软的不同土色的粘土夯筑，按夯筑粗细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夯筑较粗，夯层较厚，约0.1～0.15米，夯土略硬，夯窝稀疏。下部夯土台基夯筑较细，夯层较薄，约0.05～0.1米，夯土坚硬，夯窝密集，成组分布，以3个和4个为一组较常见。“同时在夯窝内及其周围还发现有草垫痕迹，我们推测是为防止土质较粘影响夯筑而采取的一种防粘的方法。”经过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侯夫人墓是采用“汉制”营造的列侯夫人墓，为“甲”字形墓穴。“椁室面积约48.5平方米，分了东西两室，墓道直通墓地。墓道底部与墓室封门墙之间有一空间，推测象征椁室外的‘院落’。”杨军介绍，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墓葬建造前的“堂坛”，为夯筑的红色粘土，土质细腻紧密，平面呈方形，面积约135平方米。根据“堂坛”、墓穴、封土的平剖面关系揭示，以及“堂坛”底部叠压着1号墓（刘贺墓）建造时的遗存，推断侯夫人墓晚于刘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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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贺刘充国父子身高确定

　　为更好地保护文物，海昏侯墓考古研究利用科技手段开展，现场发掘的大量文物采取了套箱运输实验室的方式进行保护和研究。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实验室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最新成果。

　　杨军介绍，考古人员在刘贺内棺盖板内侧发现了刘贺部分遗骸，包括左侧部分肢骨、股骨，结合牙齿和盆骨位置，初步推算出刘贺遗骸长约173～183厘米，“说明刘贺的个头较高。”

　　同时，考古人员还对5号墓（刘充国墓）出土文物进行实验室考古，根据出土龟钮银质印章上的文字确认，5号墓主人为刘贺嗣子刘充国。因海昏侯刘贺墓园所在墎墩山土体为酸性红壤，腐蚀性强，刘充国遗骸形貌不存。考古人员运用X射线探伤、紫外荧光成像等手段，最终确定了刘充国遗骸长度在110～120厘米之间，离世时还是未成年人，这也为南方地区人骨遗骸形貌不存的墓葬寻找遗骸位置提供了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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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席为西汉中晚期琉璃席“标准器”

　　刘贺墓和刘充国墓均出土了琉璃席。琉璃席由上层席面和下层底衬组成。上层席面平面由内部玻璃片主体、次外侧包边和最外侧包边三部分组成。次外侧为长条形嵌玻璃泡镂空贴云母嵌金涂朱包边，最外侧包边为12枚鎏金柿蒂纹铜饰和12块菱形嵌玻璃泡镂空贴云母嵌金涂朱片相间组合而成。三部分通过有机质线绳绑缚在下方含纺织物的底衬上。

　　其中，刘贺墓出土的琉璃席为包金丝缕琉璃席，主体部分由32排、每排12枚，共384枚玻璃片组成。刘充国墓出土的琉璃席为未包金的丝缕琉璃席，主体部分由32排、每排11枚，共352枚玻璃片组成。

　　从目前的汉代考古资料看，列侯和县令级别的人物都有琉璃席随葬。而刘贺墓和刘充国墓出土的琉璃席作为西汉中、晚期琉璃席的“标准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主体玻璃片及围边玻璃泡材质皆为铅钡玻璃，所含铅为高放射性成因铅。根据多地采样分析，推断制作地点集中在长安一带，这也为西汉时期琉璃席制作地点、矿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这两张席制作工艺相同、铅料来源一致，有学者推断这两张席皆来自西汉中央政府的赙赠，为研究西汉列侯墓葬具来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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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迄今为止甲片最多的汉代铠甲

　　考古人员还在刘充国墓（5号墓）及4号墓发现了荒帷。杨军介绍，刘充国墓主棺下葬时盖了一件荒帷，为表面嵌有鎏金柿蒂纹铜饰件的纺织物，棺盖表面可见纵向10枚、横向5枚柿蒂纹铜饰。棺盖揭取后，棺四面侧板上发现也有荒帷遮盖着。而4号墓棺头箱位置中部表面发现鎏金柿蒂纹铜饰件堆积情况，结合5号墓荒帷的发现，推断该鎏金柿蒂纹铜饰件堆积是4号墓被盗时荒帷被掀起后堆积在一处所致。

　　刘贺墓西藏椁兵器库出土了一套实用铠甲。实验室考古表明，该铠甲为铁、铜、皮复合的髹漆侧开襟鱼鳞甲，在出土的汉代铠甲中为首次发现。 铠甲的鱼鳞甲片6000余片，样式多达九种以上，最小的鱼鳞甲片仅有1～1.5厘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甲片最多、样式复杂、工艺奇特、等级较高的汉代铠甲。

　　此外，考古人员对画有最早孔子像的“孔子屏风”进行了复原，确认该文物是一个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的双折式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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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代人工制品中首次发现铁酸钙

　　此前，专家认为刘贺墓出土的编磬为铁质。根据能谱和X射线荧光光谱（XRF）分析显示，编磬含有大量的铁（Fe）元素。但通过偏光和扫描电镜观察，未发现与铁相关的晶体组织形态（单质铁）。同时，编磬没有磁性且表面没有像铁器那样的层状锈蚀产物，表明编磬不是铁质的。通过对编磬套箱的清理及提取，确定了编磬数量为14件，编磬架下方有一块木板承托。经XRD（X射线衍射）检测分析，其材质内胎为烧结的碳酸钙，外壳为铁钙氧化物的烧制物，物相组成中可能含有铁酸钙，在汉代人工制品中尚属首次发现。初步推断编磬制作时先用碳酸钙塑形并初步烘烤定型，然后使用铁氧化物、碳酸钙等为主要原料的物质涂抹在表面，再进行烧制。

　　“除国诏书”证明刘贺的死亡时间

　　在刘贺墓中出土的“除国诏书”，是继居延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元康五年诏书》之后，第三份较为完整的西汉诏书，是南方地区唯一一份汉代诏书实物。

　　杨军介绍，“除国诏书”长约25厘米，即汉代一尺一寸，书写格式两（竖）行，文字为汉隶，与文献记载的“尺一诏”相印证。

　　“除国诏书”有众多大臣署名，如“臣吉”丞相丙吉、“臣望之”御史大夫萧望之、“臣昌”掌宗庙礼仪太常苏昌等，见证了汉代的公卿会议制度和官员情况，也确定了刘贺的死亡时间：“九月乙巳死”。此时为汉宣帝神爵三年九月初八（阴历），即公元前59年10月6日，正值南昌夏秋之际，该季节产香瓜，与刘贺遗骸中发现未消化的香瓜子这一现象相符合。

　　杨军表示，从时间顺序上看，“刘贺薨——豫章太守上书朝廷——朝廷议论后批准——海昏国除”这一系列的流程应当在刘贺下葬前完成，即公元前59年10月6日刘贺病逝到“除国诏书”下发到豫章郡的时间公元前59年11月14日（十月甲申，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十七）以及“除国诏书”下发到海昏侯国的时间公元前59年11月22日（十月丙戌，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二十五），这应当是一个较短的时间，从刘贺病逝到海昏侯国除国前后不到40天，下葬应该在47天后，这也为西汉列侯丧葬殡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记者 徐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