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在河北雄安新区设立1个月后，雄安文物考古工作大幕拉开。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传承是发展的基础。雄安新区是河北古文化遗存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文化遗存多，年代跨度大。设立之初，“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就是新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

　　经过7年的考古发掘，4000余件出土文物、263处不可移动文物、8座古城遗址让雄安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新石器时代，这里是人类活动集中区域；约3000年前，华夏与戎狄文化在此碰撞融合；约2000年前，燕国在此建都城“临易”和“易”；约1000年前，宋辽在此对峙、交流。

　　雄安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不仅为新城的规划建设打下了基础，也为这座新城注入气韵灵魂。如今，走在雄安新区大街上，易宁大街、燕赵大街……这些由考古成果转化而来的街道名称正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这座城市的底蕴和魅力。

　　雄安新区南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城墙是确定南阳遗址性质的重要证据。密密麻麻的夯窝就是城墙夯筑留下的痕迹。图为考古队员正在清理夯窝。

　　雷建红 摄

　　2017年12月，联合考古队员在进行考古调查

　　何岁利 摄

　　目前，手绘仍然是记录文物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切面绘制不仅可以记录更全面的文物信息，而且能避免照片和电脑三维制图的不足。

　　图为考古队员手绘南阳遗址出土的陶豆。

　　雷建红 摄

　　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负责人雷建红在整理南阳遗址出土文物。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学生在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体验考古与文物修复工作。

　　雷建红 摄

　　地上绿色宜居，地下千年文脉。图为雄安新区悦容公园景色。

　　李达 摄

　　雄安新区南阳遗址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

　　雷建红 摄

　　雄安新区南阳遗址出土的铜壶，铜壶铺首处阴刻“西宫”二字。

　　张晓峥 摄

　　雄安新区南阳遗址出土的“易市”陶文陶片。

　　张晓峥 摄

　　雄安新区已发现的8座城址示意图。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建设考古协调推进

　　“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尽快完成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为认识、保护雄安的文化遗存找到珍贵的实物。”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负责人雷建红说。

　　2017年5月，在新区建设开工之前，雷建红随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团队到雄安，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等单位的同行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新区全域紧锣密鼓地开展文物调查和勘察。

　　雄安新区的考古工作与以往不同，它不是以单个建设项目、局部地块的方式开展考古，而是需要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和项目建设，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副局长陈慧说。

　　雷建红介绍，考古工作一般分为三步：第一步考古调查，通过信息收集分析文化遗存分布的范围和状况；第二步考古勘探，通过洛阳铲等工具采集土层样本，进一步验证考古调查的结果；第三步考古发掘，通过发掘才能确认遗存的年代、类型、文化内涵，全面了解遗存情况。

　　为了科学规范开展考古工作，提高考古工作的精度和效率，联合考古队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手段，采用包括RTK（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布方、三维建模、航拍测绘等方法，提升信息提取的深度和广度；同时，针对性研发河北考古综合业务管理平台，考古记录实时上传，集中管理、安全存储、集中核查、快捷检索、研究共享，为推行数字化考古发挥了示范作用。

　　有序推进的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联合考古队对雄安新区规划的177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完成起步区内83项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勘探、试掘，勘探面积412万平方米，为新区科学规划稳步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0年，随着《河北雄安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规划》的公布，新区建设全面提速，城市变化日新月异，文物保护工作更显紧迫。“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随时都会有新的文物遗存被发现被破坏的风险。”雷建红说。

　　对此，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协调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从而解决新区建设与考古工作之间的矛盾，推动经济建设、文物保护和考古科研的协调发展。例如：启动区海岳大街原定规划线穿越南阳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根据文物部门意见，海岳大街调整了路线设计，完全避让了南阳遗址；建设中的雄鄚公路（二期），原规划也要穿过古州城遗址和鄚州城遗址，经过专家论证后，同样调整了设计方案，绕行两处遗址。

　　新城也是古城

　　南阳遗址，雄安新区考古发掘最早启动之地，新区面积最大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雄安考古工作的一个缩影。

　　雄安新区南阳遗址考古队队员郭勇介绍，古遗址一般是以所隶属的村名命名，遗址所属为南阳村，故命名为南阳遗址。

　　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基本确认了雄安新区南阳遗址主体文化为东周时期燕文化，由两座战国城址构成。

　　如何确认？

　　郭勇介绍，遗址先后出土了“西宫”铜壶、“左征”“右征尹”铜壶盖、“易市”陶文陶片等一些重要的文物，这些器物都显示出燕国器物的风格。

　　“左征”“右征尹”中的“征”，可能是燕国内府官署名。“西宫”铜壶，与燕王都城宫禁直接有关。“易市”陶文陶片更直接表明雄安新区南阳遗址可能是燕国都邑“临易”或“易”之所在。史料记载，燕国曾5次迁都。燕桓侯徙于“临易”，燕文公迁“易”。考古队在雄安新区南阳遗址西北1600米处发现一处战国墓地，无论墓葬形制还是出土器物，均为典型的燕文化特征，墓葬和城址并存发现，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了遗址年代和遗址性质。

　　雄安新区南阳遗址考古队队员李蕾回忆，“易市”陶文陶片出土时，大家都没在意。当时，雄安新区南阳遗址很多文物都是在灰坑（古人生活器具废弃后堆放的垃圾坑）中发掘出来的。“易市”陶文陶片很小又沾土带泥，再加上之前陶片已经很多，直到把陶片清洗后，“易市”才显现出来。

　　雷建红介绍，经对南阳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考古调查，又发现以南阳遗址、晾马台遗址为核心的“大南阳”遗址聚落群，文化遗存年代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宋金时期，发展延续近3000年，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发展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雷建红介绍，目前在雄安经考古勘探或发掘证实的类似古城遗址还有7座，它们共同钩沉新区的历史脉络，揭示了雄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部分考古遗址已对公众开放，不定期举行活动，让公众有机会进一步了解雄安的历史文化。

　　刊于《人民日报》2024.5.18 第7版

　　人民日报记者 记者 邵玉姿